1957—1961年高校“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设置得失分析
摘要：1957—1961年设置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是新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进程的一段插曲。透视“社会主义教育”课开设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要吸取的教训远多于可借鉴的经验。本文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开设背景和经过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教学的特点，揭示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设置的得失。
关键词： 高等院校；社会主义教育课；特点；得失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5）01-0040-07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 [1]91，新中国成立伊始，高校就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从最初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简史”到1953年的“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从1957年起，为适应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高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高校以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取代了原先的四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直到1961年，才恢复开设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社会主义教育”课是新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进程的一段插曲，历时4年之久，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梳理其教学经过，分析其教学特点，揭示其成败得失，对于推进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建设科学化，提高实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背景和经过1957年，我国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第一，波匈事件的影响。1956年6月28日，波兰发生工人游行请愿，向政府要求提高待遇和减低税赋，未得到满意答复，进而演变成暴动，政府出动了400辆坦克和10000名士兵方才平息。同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匈牙利也发生了游行请愿并演变为武装动乱，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被否定。这一事件超出了匈牙利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方告平息。波匈事件的爆发与两国未能处理好国内矛盾有关，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2]575从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到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不论是高干会议，还是党内指示和重要文章，毛泽东都反复指出波匈事件的严重性。毛泽东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有各种矛盾，能否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
第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出。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党内还有不少人对新形势把握不足，导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有所滋长。加上受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动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间，有30多个城市发生了工人罢工、高校学生罢课事件。农村地区也陆续发生农民闹退社风潮。[2]569为了改善党的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4月，中共中央作了全党整风的部署。但在整风过程中，由于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看得过重，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政治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右”斗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3]230“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4]548要通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广大群众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分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大是非问题，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从而更加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
第三，青年学生思想改造的提出。基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党中央意识到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青年学生思想改造的问题。1957年下半年，许多重要报刊文章认为，“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特点之一，就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急先锋，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和我们党争夺对知识青年的领导权，企图把知识青年引入歧途。而知识青年则迷失方向，对大是大非问题缺乏识别能力。关键在于他们没有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5]116对此，毛泽东强调“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4]340他在给周恩来、陈云、陆定一的信中也谈到要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4]39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社论，强调在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6]10月21日，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向中央的报告》。1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此报告，提出：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同时阅读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其他文件。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课的教学，11月5日，《学习》杂志编辑部编辑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一、二、三编）》出版发行。[7]34第一编是最低限度的阅读文件，内容包括：1956—1957年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节选、人民日报社论、民主人士的文章。如，《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郭沫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等。第二编是最高限度阅读文件，内容比第一编广泛，除了第一编没有收录的1956-1957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外，还包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53—1955年中共中央的决议，1949年新华社社论等。第三编是第一编的补编，包括1957年11月后中央发表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8]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中经典著作的精神，中国青年出版社还约请数十位学术研究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干部编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介绍》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供学生参考。[9]除此之外，各高校还结合本地情况分别编写教材。 12月10日，高等教育部正式向高校发出《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要求在全国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原先开的4门政治课一律停开。全体学生和研究生必须无例外地参加学习。[10]31-32学习内容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重点结合本校大鸣大放期间和“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展开学习讨论；学习时间为一学年，每周8小时（课内时间不得少于四小时），如感不足，可延长到两学年学完；学习方式除了有针对性地讲授和辅导外，还应组织学生进行自由和充分的辩论，以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按照教育部的指示，各高校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教研组”，由校党委书记或校长直接领导，教学计划和具体安排由党委决定。许多高校领导亲自承担“社会主义教育”课的专题讲授。经过积极准备，1957年底，“社会主义教育”课在全国高校普遍开设起来。“社会主义教育”课开设的过程中，不少师生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停开哲学等政治理论课是“莫大的不幸”。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课只学习党的文件，纯粹是时事政策的学习，学习内容互相孤立，没有“科学体系”，不是理论课程。[11] 这些意见最初被当作具有“右派”倾向而受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