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有益探索
内容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改革斯大林模式已成为苏联的当务之急。赫鲁晓夫执政后适应了形势的要求，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而没能全部成功，但它表明了现实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赫鲁晓夫 斯大林模式 改革 社会主义运动史 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 郭春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872）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特权阶层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演变”（08BKS039）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践的历程。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探索很快因他的重病和去世而结束。接下来斯大林主政长达30年，在30年代中期确立了斯大林模式，亦即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之后这一模式以不容置疑的地位持续加强，哪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仍不断强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在经历了短暂的过渡后，苏联步入赫鲁晓夫的十年执政期。赫鲁晓夫执政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时期，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世界各国，对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评价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当我们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视角，对赫鲁晓夫改革进行历史审视时，不难看出赫鲁晓夫改革的重要意义。
一
与传统社会相比较，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速度的持续加快。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引导经济社会发生持续而快速的变革，它要求各国的政党和政府——如果他们不想被淘汰的话——都要根据社会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为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没有不变的政治，没有不变的模式。
总体来说，赫鲁晓夫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被称为“变革的十年”。赫鲁晓夫时期变革的对象是斯大林执政30年确定的一整套体制。概括地说，这套体制是以斗争哲学为基础，以备战为核心，以快速工业化为实践的党国体制。在国际斗争异常激烈，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期，斯大林体制彰显了苏联共产党的强大力量，保证了苏维埃国家屹立于世界大国、强国之林。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国家竞争依然激烈，但这种竞争的内涵发生了重大转变，国家的强弱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实力上，更主要地表现在科技发展引领的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上。而且，现代科技不仅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提供了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这使得大国之间因忌惮零和游戏的结果而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际社会来说，和平与发展都逐渐成为主流，每个国家、各个政党，都要根据这种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变革，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自身的综合国力。
对苏联社会主义来说，改革更是急切的时代课题。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以社会为主义、以社会为核心的制度；而斯大林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亦即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的政治上层甚至个人，这恰恰是违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从实践来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必然后果就是形成特权阶层，从而导致社会分裂，扼杀了社会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失去活力，长此以往，不仅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而会严重玷污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丧失对世界人民的号召力；同时，斯大林模式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道路，严重影响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是二战后苏联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
列宁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改革理念。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早就意识到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到苏维埃政权蜕变的危险性。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早就否定了在俄国这样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而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也反对列宁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并严厉批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的系列措施，其核心的思想也是认为俄国革命扼杀了社会主义民主，在俄国这样的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不成熟。列宁在回答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质疑时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 ]由此，列宁赋予了“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以极其重大的使命，即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在社会发展各方面迅速赶上那些先进的“别国人民”，而以不断改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赶上别国人民”的唯一途径。列宁以此进行改革实践，适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社会主义政权进行改革的榜样，它激发了社会的积极主动性，迅速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中心”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它向后人昭示了改革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列宁也已经发现了政权蜕变的危险，具体就是官僚主义对“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威胁。早在1919年1月，列宁就第一次敲响了反对官僚主义的警钟。他郑重指出：“现在我们的敌人，如果就内部来说，与其说是资本家和地主（这些占少数的剥削者容易打败，而且已经打败了），不如说是投机分子和官僚主义者。”[2 ]列宁曾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官僚主义的措施，如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力图从制度上预防和打击官僚主义。可惜的是，列宁去世后，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主义随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而愈益严重。事实证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官僚主义的温床，要克服官僚主义，就必须从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入手。
战后，当和平时代到来的时候，正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这种弊端进行改革的大好时机，作为斯大林模式的创立者，斯大林不具备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气魄和远见，而且他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还给自己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培植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这就使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与斯大林个人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变得极其困难。因此，冲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改革苏联式社会主义亦即斯大林模式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