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与契合
【关键词】上船与过桥；国家资本主义；主要环子；合法性解释；实证支撑
【中图分类号】D17/D69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3—0012—12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根据基本国情，整个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阶段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缘故，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P146)的构想，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2］(P1431)至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毛泽东估计“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3］(P7)。可是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年，毛泽东便改变原来的预计，决定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用十年到十五年完成，结果三年多就完成了。这个重大转变，深刻影响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多年来学界围绕转变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诸如国内主要矛盾与阶级关系的变动；经济结构中公私比重的消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的选择；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局限性；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以及国际环境、外部压力、苏联模式的影响等，①几乎所有相关的因素都涉及到了，总体来看，宏观论者居多，较深入的实证性研究偏少。
至于促使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直接因素，有论者指出：除了毛泽东通过1951年把农村互助组提高一步的争论“认为找到了一种不必等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后再改造小农经济的方法”外，同样重要的是，“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也使毛泽东看到了对城市私营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4］(P31)不少学者论及，找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改造或取代私营工商业的方法，是毛泽东提出总路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其中的“找寻与契合”、“踌躇与催生”的关节点，缺少具体考察，或还有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的误判。②
笔者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从1952年下半年起“十月怀胎”，到1953年6月“一朝分娩”，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交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起了“催生”的关键作用，使毛泽东系统地发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初步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正是它为推动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找到了一条一直在寻找的现实途径。本文不拟详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展变化的复杂情形，而主要围绕李维汉调查报告的形成及其如何催生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种种情况，详加考察与求证。
一、“船”和“桥”：找寻过渡的途径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同苏方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一般认为，这是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其实在8月周恩来访苏之前，中央政治局就讨论同意了由周主持起草的向苏方的报告提纲，其中确定今后五年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使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并“保证长期建设在计划经济轨道上前进”③。周恩来此次访苏，斯大林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毛泽东就此提出过渡问题，并非“兴之所至”。因为要在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然要同分散个体的小农经济、要求扩大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矛盾和冲突，惟有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集中配置有限的资源，提高积累率，才能保障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就是说，在未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框架中，固然以建设工业化为主体，但必然内含着对个体、私营经济进行所有制改造的实质和主题，才能“使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
对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中央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2］(P1432)，其方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组织生产的、消费的、信用的合作社。1951年8月，毛泽东又以“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5］(P191)意见，否定了刘少奇、薄一波等认为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主张。接着下发试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明确了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就是说，早在上述提出过渡问题的一年前，关于个体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问题已基本解决了。但是，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相当比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化，毛泽东并不是很清楚。
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以后，都保持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这个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像苏联那样直接没收私人资本企业，无偿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刘少奇在1949年5月有个分析说：目前“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盾，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可以拖十来年，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6］(P208)。这为党在革命胜利后相当长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政策作了注脚。建国三年来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对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1952年资产阶级在“五反”运动中受到沉重打击，毛泽东很快将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提上了日程。[7］(P231)
民族资产阶级过去是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朋友，现在必须看作敌对阶级，这在党内、党外都会感到突兀，需要一个转圜：一要有合法性的解释；二要找到社会各界能够接受的私人工业国有化的方式。当时的初步设想是：估计五年以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会缩小到20%以下；再过十年，私人工业会缩小到10%以下，而且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8］(P526)。这种公私经济比重自行消长的长期规划，稳当有余，却不适应加快工业化的紧迫要求。在毛泽东看来，必须寻找现实有效的办法，尽快实现私人工业国有化，以集中力量建设工业化。这就是1953年2月他到湖北视察时所说：“过渡要有办法。像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又说：“过渡时期的步骤……类如过桥，走一步算过渡了一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了”[9］(P25)。这时毛泽东对过渡问题的思考，主旨在必须“上船”、“过桥”，不能站在岸上等待。关键是要找到到达彼岸的“船”和“桥”，即借以过渡的形式或途径。这个问题不解决，过渡问题虽然提上日程，却无“船”可渡，无“桥”可过。当时，由国家花一大笔钱来收购资本家的全部企业，不具备可能性。而要强制性过渡，势必造成社会震动和生产力的破坏。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下，毛泽东虽于1952年9月提出从现在开始过渡，却拖了9个月时间未见分晓，其原因就在于对如何具体实施尚无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