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浅析
[摘要]中共八大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领导人民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这次会议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八大的正确路线未能得到坚持和贯彻。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既有缺乏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的缘故，又有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还有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现象滋长和党内民主缺失所造成的危害。
[关键词]八大路线经验借鉴原因分析
中共八大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了要执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体制，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却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其原因主要有：
一、缺乏成熟理论的指导和现实经验的借鉴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持。马列主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然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生活在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进行革命夺权的时代，其所创立的理论和学说也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部分，仅是描绘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并未提出具体的意见和设想。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都是不成熟和不完整的。
由于缺乏成熟完整的理论指导，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从“经验”入手，向当时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期间，就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在莫斯科全面学习苏联的党和国家建设经验[1]p16-17。毛泽东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首次访问苏联时也说过：“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2]p22他在1953年2月的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更是直接提出要诚心诚意向苏联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至八大召开前夕，在当时缺乏成熟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在中共党人心目中，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然而，纵观世界历史，当时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践上不过经历了短短40年，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建设期间，虽然取得了不少重大成就，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成功经验，但由于其本身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建设模式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弊端。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重新认识和反思。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
正因为从根本上缺乏成熟理论的指导，使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缺乏清晰明确的认识。苏联体制之弊端的日益显露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失去了现实模板的借鉴。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八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完全走入了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尽管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成熟理论的指导和现实经验的借鉴，八大上提出的一些观念和方针在当时并未取得党内一致共识，就连毛泽东本人对八大的各项方针政策也是存有疑虑的。因此，当八大后国内形势出现较大的反复之后，就很容易引起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和放弃。
二、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影响
从1945年到1956年，我们党带领人民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的11年里，我们党就带领人民取得了如此多的伟大成就，这必然使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威望得到极大提高。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曾提出务必在党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也多次强调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然而实际上在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重大成就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同志仍免不了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在工作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出现了对前进中的困难估计不足、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的现象。由此可见，在八大召开前，党内就已经开始出现“左”的苗头。
八大以后，随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进行，八大的各项方针、政策仅维持了一年，就被党内日盛的“左”倾风气所颠覆。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不但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改变了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1958年1月和3月，先后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严厉批判，这又是一次对八大路线的否定，并进一步助长了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左”倾冒进之风。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至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偏离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转向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动。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不断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1958年8月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危害的高指标和浮夸风不仅未作任何纠正，反而加以支持，并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会议还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地泛滥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