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摘要：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市场导向改革基本相一致的理论发展与创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诞生、“文化大革命”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推动下，实现了一系列飞跃，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孕育并催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辛亥革命；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4-0010-06
一个世纪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辛亥革命，冲决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解放的大潮汹涌而来，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闸门，为中国追求和实现现代化鼓与呼的理念、思想、理论、学说正面地登上了中国的理论大舞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创建并兴起的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学科，“是研究并阐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理念、理论与学说、学派及其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与规律性的科学。”[1]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基本相一致的一系列发展阶段，其中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诞生、“文化大革命”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历史新时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里程碑式事件。
一、辛亥革命开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闸门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260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给了帝国主义沉重一击，同时，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得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更是再次撼动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孙中山最早用“民生主义”把中国的大同主义与西方的社会主义相联结，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
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亦为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跨入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在设计与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实业建国，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思想，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贫穷，也不能封闭。在中国，“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已经初步奠定了其经济发展思想的大致理论框架，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对其“旧三民主义”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特别是其后来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 两国的“革命都是一条道路。”这是“联俄”；中国共产党要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要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这是“联共”。“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此乃联俄、联共的必然结果。这是“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的提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体现了此时的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他一生中极为难能可贵的三大转变：一是他把学习的榜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转到了苏俄社会主义；二是他把革命的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这三大转变是根本性的。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当年，列宁曾把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现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因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实际上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
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在革命前后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变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伟大事件，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也为今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石。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五四运动孕育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先声。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性质及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所决定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虽然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在当时世界革命大背景下，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种全新的思潮及一系列全新的理论诞生了。这些全新的理念也为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
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并以中国实际为依托获得广泛发展，它以自己无比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2]，而且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用毛泽东的话概括“十月革命”的意义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五四运动打开了禁锢“民主”与“科学”的闸门，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其“传播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吸收、消化并使之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过程。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思想是完全的“舶来主义”或“拿来主义”，而要发现其自身的根基与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可以在苏俄确立，在其他类似国家也可以发展。这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说，颠覆了以往绝大多数传统理论，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世界性社会思想的巨大变革。“十月革命”后，大量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传入中国，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夯实了基础，也为社会主义今后在中国的发展于理论层面上指明了道路。
第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并改变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并取消其代理人——官僚买办在中国的特权。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与基本国情决定的。但由于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这场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革命任务却被无产阶级替代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践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重大发展。这场特殊的革命也为中国走上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埋下了深深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