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乎贯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前30年历史的全过程，已成为党史、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全国累计约有1791.98万城镇初、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到广大农村，国营农、林、牧、渔场和边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劳动。1978年1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及初始阶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我国城镇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的。其目的和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随着时间推移，历史又赋予上山下乡新的内涵。（编者：关于“上山下乡”一词当时叫法不一。开始叫下乡、回乡或“下乡上山”； 1967年1月开始称“上山下乡”，为了尊重历史，本文根据语境，原则上按历史年代划分来表述。）
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城市劳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面向部分失业、无业人员和失业青年，动员组织他们回乡、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在中小学毕业生中加强务农劳动的思想教育。当时，全国有57万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名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加上往年没考上学校或没找到职业的学生，都要求解决就业和学习问题。然而，当时国家的确拿不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些愿望。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做好动员和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该社论分析说：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般不应有所谓就业问题；家住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如考不上学校又找不到职业，就应该进行自学，等待机会就业。社论同时指出，各地青年团应积极组织和帮助他们做好自学，或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在这篇社论中，首次提出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这年，由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怎样办好农业社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缺少会计和记工员。此时，毛主席在一篇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章中所加的按语写道：“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当他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后，为此又写下按语：“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社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这一按语，在日后几十年的上山下乡工作中，成为了激励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精神动力。
之后，劳动部门加大解决失业人员劳动就业的工作力度。据国家劳动部1955年终统计：本年会同有关部门动员了一批城市失业工人、失业青年及其他剩余劳动力，采取还乡生产、移民垦荒、移民插队等办法进行安置，仅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旅大、重庆、浙江、黑龙江等8个省市就安置了86万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这86万人尽管与后来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所不同，但这么多人从城市到农村确实开创了社会主义新风。1956年又有8.5万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就是从那时起全国许多地方开始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试验。例如，从1955年至1961年上海共动员了41822人下乡。1957年以后，根据刘少奇关于动员不能升学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指示，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都进行了知识青年下乡的试点。据《解放日报》报道，1958年4月16日，共青团上海市委举行了“上海知识青年志愿参加湖北、安徽等农村建设活动分子大会”。同年4月和8月，全市先后有2万名知识青年奔赴湖北、安徽和江西的农村，加上1957年下半年到市郊区和皖南农村的9000多人，一年多全市有近3万名知识青年下乡。另外天津市的邢燕子1958年初中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务农，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回乡、下乡最具影响的带头人。1961和1962年先后又有江苏盐城县某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董加耕要求回乡务农及北京市良乡中学女高中毕业生侯隽放弃高考自愿下乡到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落户。他们在农村都做出了优异成绩，成为那个时代的楷模，他们的典型事例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们的影响下，知识青年自愿下乡的人数越来越多。
在这段历史进程中，除了动员城镇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和1958年，还曾先后动员城市青年创建青年垦荒队和支援边疆生产建设。为了实现我国“一五”计划的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1955年四五月间，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考察了苏联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6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认为其“很有参阅价值”。8月，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借鉴苏联经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的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说：开荒的大风暴还没有来，但大风暴之前必要闪电。北京可以带头，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首先把垦荒队搞起来，就能带动许多城市青年下乡。30日，他在欢送北京青年垦荒队时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号召他们用“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克服困难，在荒原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一年左右就有十几个省市先后组织了50多批青年远征垦荒队，共有3.7万人先后开赴边远地区垦荒建场。后来此事因建队时间仓促，加之计划不周，缺乏经验和选址不当等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各地不再组建新的垦荒队。关于支援边疆，因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使方方面面急于增加人手，因此，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沉寂了下来。但没过多久，考虑为使边疆与内地能够齐头并进，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做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要求从1958年至1963年5年内，由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去，这是国家首次直接组织青年移民支边。10月1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中央國家机关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号召全国广大青年包括机关青年到西北和内蒙古等地去参加开发和建设事业。这次支边行动是从1959年初开始的，但因“大跃进”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加上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所以，动员内地青年支边的工作于1961年初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也停了下来。此前参加垦荒和支边的青年，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边疆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时任农垦部长王震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肯定和赞扬了他们在农垦战线所作出的业绩。王震说，近几年来，有20多万城市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到国营农场参加祖国的农业建设，在农场建设中做出了贡献。上海许多知识青年到新疆植桑养蚕，北京许多青年去开发和建设“北大荒”，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1965年7月5日，周恩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视察时，要求新疆建设兵团首先要备战防边，要立即备战动员、防边动员。其次是要搞好生产、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在接见上海知青时，他鼓励大家扎根边疆，努力搞好农业生产。这说明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不仅担负着生产建设任务，还承担着保卫边防的重任。1966年3月10日，陈毅副总理到新疆视察接见上海等支边青年时，表扬他们在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了带头作用，树立了把书本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