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方位的研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创新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精准把握，也是中国新的历史方位研判。新历史方位研判，在马克思主义东方国家历史定位理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国家多样化发展道路思想、马克思主义东方国家“改变世界”设想等三大维度进行了当代中国化创新。新历史方位研判，是马克思历史定位精神的当代意识自觉和科学规范，对于深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8.06.004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8）06-0023-06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研判，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断定，而且还是对马克思东方国家历史定位理论、马克思东方国家多样化发展道路思想、马克思东方国家“改变世界”设想的当代中国化创新。
一、新历史方位研判是马克思东方国家历史定位理论的当代创新
历史定位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宏大历史阶段划分：如果以劳动为维度，整个人类社会会共同历经“自由自觉的劳动”“异化劳动”和“劳动复归”三大时代;如果以人的解放为维度，整个人类社会会共同历经人的“自由个性”阶段或“人”的阶段、“非人”的阶段、“人的复归”三大阶段;如果以经济形态为维度，整个人类社会会共同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社会形态;如果以人的自由为维度，整个人类社会会共同经历“人的依赖关系”时代、“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时代、“自由个性”时代三大阶段[2]。
马克思将19世纪的中国与印度、俄国归结为“东方的”“亚细亚的”大类并进行历史定位：“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3]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等[5]。
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人类宏大尺度为时段进行的社会性质断定，比如，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分为自然经济时代、商品经济时代、产品经济时代等大时段社会性质的历史定位。二是以同一制度为时段进行的社会性质的断定，比如，马克思将自然经济时代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较大时段社会制度的历史定位。三是同一社会制度内以阶段性部分质变为时段进行的社会性质的断定，比如，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6]364，就是对较小时段的社会阶段的历史定位。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不纠结于将人类前行的过程给予简单均等切割后以获得其固定不变的某一时空点的精准坐标之自然学静态直观，他所考虑的首要问题，是聚焦于探寻人类前进过程中发展的质变或阶段性部分质变的起始和结束大致节点而给予历史性质的研判，从而将人类前行的历史区分为前后关联却又有着明显区别甚至是本质区别的一个个阶段，使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从单纯同质的时空坐标自然学意谓中摆脱出来、从同质的社会发展量变中摆脱出来，让人们深切感知自身社会发生的阶段性部分质变或质变，给人类以社会学意义的发展变化动态定位。马克思的历史定位，涵盖宏大层面、较大时段和较小时段等层次，给予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同层次的社会性质定位。前一个较大时段的历史定性为后一个较小时段的历史定性提供了一般原则和依据，而后一个较小时段的历史定位更具体、更精准，更具有时效性、灵活性、实践操作性。因此，同一宏大历史时段下的具体制度时段可以不必完全相同、同一制度时段下的各具体发展阶段不必完全相同。
从历史发展的宏大视域而言，按照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分类，19世纪的中国，其社会形态面临着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人的发展面临着从人的“自由个性”阶段或“人”的阶段向“非人”的阶段转换;人的劳动面临着从“自由自觉的劳动”向“异化劳动”的转换;人的自由面临着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转换。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给予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定位。从宏大社会形态划分来說，中国已经处于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向“自由个性”转换过渡时期、从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转换过渡时期、从“异化劳动”向“劳动复归”转换过渡时期，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换过渡时期。
正像马克思对历史定位从宏大层面到较大层面、再对较大层面进一步析分一样，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获得社会发展的宏大时段历史定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还需要进行全面化、立体化、精准化的确认。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将温饱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相比、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坐标。当代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习近平提出新历史方位，是在坚持马克思社会发展宏大视域以及较大的制度视域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析分，聚焦于较小时段的阶段性部分质变，在当代中国历史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的坐标交织中，标注出当下中国实践的典型特征，形成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脉络中特定而唯一的位段的精准定位，是马克思“历史定位”的具体化、中国化、当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研判，既坚持马克思历史定位根本精神，又深入到当代中国实践，形成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精准断定，成为当代中国制定发展规划的基本遵循。新历史方位研判，不纠结于社会枝末具象，而是寻找当下中国社会实践中的阶段性部分质变，关注到自身原历史方位与现实实践之间愈益明显的偏移与张力，在新实践域境下反思并重建历史方位逻辑新起点，推动中国从一个阶段性部分质变走向另一个阶段性部分质变，最终铺就实现“中国梦”伟大目标的路途。新历史方位研判，将自马克思恩格斯起始至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探索予以清醒理论自觉和科学规范，并将之应用于当下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事关东方国家历史定位问题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创新，充分发挥其变革中国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