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集体身份“布鲁塞尔化”建构模式探析
［内容提要］ 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布鲁塞尔化”的独特一体化模式在“高级政治”领域建构了欧盟的集体身份。本文考察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下，欧盟集体身份的政治建构进程，在此基础上运用建构主义学派的角色理论分析和比较了欧盟国家中以法国、英国、德国和波兰为代表的大国与小国之间、老成员与新成员之间的角色认知偏好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选择差异，指出欧盟各国在参与共同外交与安全合作中形成的时而相互合作、时而相互制衡的复杂互动是导致欧盟集体身份政治建构“布鲁塞尔化”的内在根源。
［关键词］ 欧盟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布鲁塞尔化”集体身份 国家角色认知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62－10
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生效确立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CFSP）是欧洲联盟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取代了1970年确立的欧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EPC）而成为冷战后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新动力。而且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呈现为一种“布鲁塞尔化”（Brusselisation）的独特一体化模式，即“在有关决策和行动过程中，成员国的主导和控制作用已经弱化，决策机制逐渐从一种水平的、离散的结构趋向垂直和集中，开始以布鲁塞尔为中心形成并输出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CFSP的机构、组织和决策的重心从各个成员国的首都向以布鲁塞尔为主的联盟决策中心转移和集中，并且在某些决策层面呈现出超国家主义的发展趋向。这一现象和过程可以称作‘布鲁塞尔化’”［1］。换言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成员国的政府间合作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一定超国家性质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从而在传统上属于“高级政治”的外交和安全领域里建构起了欧盟的集体身份，但这一集体身份又必须依托于成员国具体的外交行为才能表现出来。因此，考察成员国之间的互动行为是分析欧盟集体身份“布鲁塞尔化”的逻辑起点。本文运用建构主义学派的角色理论分析欧盟成员国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探讨成员国的角色认知偏好和政策选择差异对欧盟集体身份的政治建构所产生的影响。
建构主义理论范式中的身份和角色
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建构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概括为：“①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②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2］1简言之，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结构建构行为体的身份（identity），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其基本理论范式可简约为“结构——身份＋利益＝行为——结构”［3］。在这一范式中，身份是联结国际体系结构和行为体行为的桥梁，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哲学范畴中的身份指涉的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即要回答“我或我们是谁”的问题。温特将国际政治中的身份界定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2］282。他探讨了四种身份：个人/团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个人/团体身份是行为体的基本身份，它由自行组织、自均衡的结构建构而使行为体成为独立的实体。类属身份是由国家内部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建构起来的，是行为体的内生属性。角色身份是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它存在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之中。集体身份是行为体超越自我边界使其包含他者的认同（identification）。在这四种身份中，个人/团体身份和类属身份是通过国家内部的互动过程而形成的，是国家作为自行组织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不需要他者的承认。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则是通过国家间的互动形成的。［2］282-289
国家间的互动是经由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和对外行为的实施而进行的。建构主义者以身份来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将身份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归纳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间接的，身份使行动者能够诠释外部世界，它影响了行为体理解世界的方式；第二种来自于行为解释的社会身份理论，行为体的行为原因是由组织内外的差异所导致的；第三种与角色理论相关，行为体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就有与自己身份相对应的行为。［4］由此可见，要充分认识身份和国家间互动的关系，就要借用角色理论（role theory）这一理论工具作具体的个案分析。
角色理论将行为体的“身份”具体化为“角色”（role）概念，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行为体层次上的政策偏好和行为特征，在国际政治理论谱系中可归类为建构主义学派的研究范式。社会学意义上的角色“是与特定的社会地位相联系，并在一定规范基础上所产生的期望”，可被视为“决定于各种集团身份的回应体系”。［5］角色理论认为，如同演员在舞台上对彼此的表演作出相应的反应，在社会体系中的社会成员也必须调整各自的反应以适应对方，“行动者由于各自不同的自我概念和角色扮演技巧而拥有独特的互动方式”［6］。凯尔·霍尔斯蒂（Kal Holsti）最早将角色理论引入到国家对外政策分析之中，提出了国家角色（national role）的概念，即“外交决策者对适合于本国的一般的决策、义务、规则及行动的自我确定，同时还包括了国家在持久性基础上对国际体系和区域次体系中应有功能的自我确定”［7］。李斯贝·阿格斯塔姆（Lisbeth Aggestam）认为国家角色包括角色预期（role expectation）、角色认知（role conception）和角色扮演（role performance）三个方面。角色预期是来自行为体外部的主观预期；角色认知是行为体在特定的对外政策行为中体现出来的规范性预期（normative expectation）；角色扮演是行为体在对外政策行为中实际采取的决策和行动。［8］88国家角色是结构（structure）、相互作用（interaction）和意图（intention）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所谓结构是指社会关系及其实践模式和对现实的共有认知，它关注于制度如何确定规范和规则，强调国家和国际体系结构不仅由物质性因素构成，而且还包括规范性因素。相互作用是行为体学习并通过扮演角色而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行为体在谈判进程中确定自己的角色，角色则在行为体的互动中形成，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意图导致行为体的角色认知具有持久性和向心性，带有意图和目的性的角色是制度约束和行为体偏好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8］89-90简言之，角色理论将行为体视为追求合理目的的理性个体，有明确的利益和认知偏好，注重行为体的交流、感知和学习过程，将行为体的行为视为是经认知而内化了的制度规范的体现。
角色理论提供了阐释国家身份（对欧盟而言是欧洲身份）如何影响对外政策行为的有效途径，它在两方面有助于理解行为体的行为：“一是在方法论上，角色概念将身份建构与对外政策行为模式相联系，阐释了文化规范和价值是如何被转化为可预期的对外政策的文本声明和行为趋向的。……二是在认识论上，角色概念将对外政策的议程与结构相挂钩，结合了对外政策的意图与形成政策的制度。换言之，对外政策既不是一个简单的适应结构性力量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角色不仅涉及了判断和技能，而且在角色运作（role operate）中还包含了一种结构的观念。”［8］82-83概括起来说，角色预期和角色认知反映了国家对物质性客观因素的主观认知，并通过角色扮演作用于国家的外交行为，从而将国家对外行为的主客观因素与具体的对外政策选择有效地衔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