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主化，还是先自由化
内容摘要 达尔的政体转型理论为后发国家的政体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后发国家，民主化先于自由化是一条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民主转型的道路。自下而上的民主化，不是着眼于政权的交替，而是着眼于民主的制度建设，能够保障各方政治力量的安全，为实现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 后发国家 政体转型 民主竞选 渐进发展
建立民主政体是世界性潮流，后发国家也先后加入到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但是民主的发展并不顺利，许多国家出现政府低效、社会失序、政变频繁的混乱局面，违背了人民追求民主的初衷。民主政治不宜简单理解为政党轮替、自由争论、普遍选举和街头政治。各国人民向往民主，不仅希望民主给自己带来选举、游行等政治权利，也希望民主能够带来和平安宁的秩序和稳定高效的政府。从民主实践来看，民主化结果能否满足人民的期望与民主化的路线和过程密切相关。民主化包含着复杂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实现存在先后顺序的选择。合理的顺序会对政体转型与民主发展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不合理的顺序会产生阻碍作用，甚至使民主化进程半途而废。
源自西方经验的政体转型理论
美国政治学家达尔认为，平稳实现政体转型的关键是保证各方政治力量的安全，能够确保执政者与反对派双方安全的民主化路线比较有利于政体转型的启动、过程的平稳以及民主的巩固。这一观点虽然基本源自西方经验，但如果结合后发国家国情予以批判性反思，同样可以为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
在《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一书中，达尔为探讨霸权政体向多头政体(即自由民主政体)转型的道路，提出了衡量一种政体民主化程度的两条重要标准，即自由化和包容性。自由化是指一个政体允许在政治生活中存在自由表达、公开争论、政治竞争和反对派活动；包容性是指有权参与政治或者享有选举权的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根据这两方面内容的实现顺序，达尔概括出历史上通向多头政治的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自由化先于包容性，即先实现有反对派参与的竞争性政治而后扩大参与，一个封闭的霸权政体通过增加公开争论的机会而演变为竞争性寡头政体，然后通过增加该政体的包容性而变为多头政体；第二条道路是包容性先于自由化，一个封闭的霸权政体先变得有包容性，然后通过增加公开争论的机会而变为多头政体；第三条道路是同时实现自由化和包容性，即一个封闭的霸权政体由于短期内迅速赋予普选权和公开争论权而发生突变，成为多头政体。
依据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达尔认为第一条道路是三条道路中最安全的，更容易实现从霸权政体向多头政体的平稳转型，因为竞争性政治的规则、惯例和文化首先在少数精英中发展起来，当其他社会阶层被接纳进入政治生活时，他们很容易社会化而接受已经在精英当中发展起来的准则和惯例，普遍接受经过多少代人的发展所形成的已经健全的共同安全体制。这种共同安全体制确保原来在位的精英和新兴的阶层能够相互宽容，而不是相互压制和敌视。第二条和第三条道路在达尔看来都是比较危险的道路，因为在竞争性政治艺术被精英们掌握并承认为正当合法之前就开放政治争论和扩大投票权，冲突各方就不可能完全相信宽容对方会带来安全，民主政体势必因陷入激烈冲突而失败。
达尔的以上论述无疑是非常深刻的，然而从后发国家视角来看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容性在达尔那里是一条衡量民主化程度的重要尺度，但对于许多后发国家来说已经没有意义。当代威权国家一般都是具有包容性的政体，即在形式上承认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在达尔的两条标准中，包容性只与参与政治的人数或者说享有投票权的人数有关，而自由化则包含了竞争性选举与公开争论、反对派存在两个方面的内容。他这里忽略了另外一种组合形式，即非党派的政治竞争与自由化分离而与包容性相结合，产生一种有民主竞选但党派竞争和政治争论受到限制的政体。在分析后发国家的政体转型时，达尔的转型理论可资借鉴，但需要根据后发国家的实际情况将他提出的民主化(广义的民主，包含自由化的内容)标准修改为两条新的标准，即民主化(狭义的民主，亦即选举民主)和自由化。民主化是指竞争性选举的开展，但限制反对派的参与，限制公开的政治争论；自由化是指公民获得充分的言论、结社自由，可以进行公开的政治争论，反对派的活动不受任何限制。这两条标准用于分析当代威权国家更加有效，而且可以为后发国家摆脱民主化困境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思路。
后发国家转型过程中自由化优先的风险
民主化与自由化是建立民主政体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追求的是选举民主，后者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在成熟的民主政体中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这两个方面的实现过程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同步实现不仅阻力很大，而且非常危险。那么，怎样合理安排二者的顺序才能增加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可能性并使之能够平稳发展呢?
一提到发展民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开放党禁、报禁，保护言论自由，允许公开的政治争论，并且要求实行多党参与的普遍选举。根据达尔的政体转型理论，在先发国家，政体尚未具有包容性时，先实行自由化，即先有少数人享有言论、结社、组党和参与政治的自由，以此推动竞争性政治的逐步开展是可行的，自由化的风险有可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在政体已经具有包容性，普选权已经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当代威权国家，自由化优先的道路就比较危险了。达尔指出，自由化先于包容性的道路，虽然在理论上是风险最小的，但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已不再可行。因为“在普选制和群众政治的条件下，要设计共同安全体制是很困难的”。一个确认了普选权的国家，已经不可能通过先实行自由化在上层政治精英之间确立政治竞争的游戏规则，然后推广到下层民众的方式来发展民主政治。亨廷顿也认为，自由化的威权主义不是一种稳定的平衡，不能保证政体转型的稳定和有序。威权政体的自由化既可能前进也可能后退，有限的公开会增加人们对进一步变革的期望，甚至要求全面进入政治体制，而进一步的变革又可能导致抗议、骚乱和暴力冲突。暴力将会激发对示威群众的镇压，并促使自由化的领袖被保守的领袖所取代，从而终结迈向自由化的运动。
自由化优先在后发国家的确不是一条平稳的民主转型道路。后发国家的历史积怨与现实矛盾都比较复杂而深重，但却长期处于受压制的状态，一旦在政治上实行自由化，民间力量会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全民参政、党派林立、舆论爆炸的局面。激进的政治势力将迅速膨胀，并就历史失误、官僚腐败、社会公正、垄断政权、虚假民主等问题对执政者提出激烈的批评和挑战。现有政治体系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满足这些激进的政治要求，也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供各种力量进行公平的政治博弈。于是，激进的政治势力会鼓动群众走向街头抗争的道路，对执政者的地位直接构成威胁。由于缺乏民主竞选的训练，执政者与反对派都不熟悉也不习惯民主的规则和程序，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