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11——1.22 上海 代表人数20人 全国党员994人
新的革命高潮呼之欲出
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即全力投入到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各级党组织积极动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许多共产党员成为当地国民党改组的主要负责人，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和苏俄也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0月，鲍罗廷以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到达广州，先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国民党政治顾问，协助指导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国际国内政治力量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反帝国主义纲领，孙中山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赋予了新的革命内容。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基本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国共合作后，中共集中全力投入到国民革命中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从二七惨案后陷入低潮的工人运动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15日，广州沙面3000多华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成为“二七”以来工人运动复兴的信号。同时，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在悄然崛起，在广东的很多地方建立起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军组织。此时的学生运动亦针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行径开展斗争，形成了第二次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呼之欲出。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日益壮大，至四大前的两三个月，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经增加到994人，青年团员人数达2365人。同时，中共在经过5个月的国共合作后，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蔡和森回忆说：“我们党中就发生了不好的趋向，因为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故对于我们党的工作和组织就忽略了，同时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弄不清楚，这是由于党尚幼稚的结果。”另一方面，此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中共在准备召开四大时，希望能从共产国际得到指导，并请其协调与鲍罗廷的关系。为此，陈独秀曾特意致信维经斯基，希望他再次来华。
在国共合作向前推进的同时，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愈加凸显出来，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加剧，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排挤日甚一日，他们或对共产党提出“弹劾案”，或发表“护党宣言”，极力反对国共合作。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1924年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空前的大变动，如何面对革命的新形势，如何领导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已经迫切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维经斯基来华指导四大的准备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四大应该在1924年召开的，但是，由于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1924年成为中共成立后最为繁忙的一年，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建立、推动冯玉祥倒戈、部署推动全国的国民运动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来，如期召开大会十分困难，会议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24年7月之前，中共中央就决定召开四大，7月前后，有些地区已决定了参加四大的代表。9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确定将于11月召开四大，并将四大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及代表推举的细则告知各地组织。
是时，共产国际已感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同鲍罗廷之间的冲突需要解决，同时认为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从左的立场反对共产国际的对华策略，亦须变更。在这种情况下，1924年11月，共产国际正式决定派维经斯基再次来中国，以协调消除双方之间的误解与歧见，并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
维经斯基于11月底12月初到达上海后，立即参与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并与陈独秀一起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四大的中心议题，调处了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关系。维经斯基指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向工人们说明现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还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
中共中央指定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等组织起草委员会，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草拟。瞿秋白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并将维经斯基起草的议决案和其他文件译成中文。委员们对于各种草案都要经过一番讨论，其中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最为详细，争论较多。首先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各委员的见解很不一致。陈独秀、彭述之等认为，民族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经斯基则以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他亦承认陈独秀他们的观点了。其次是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这次大会对于此点特别注意。彭述之不同意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三大上“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另外，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两方都互相让步了。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为中共四大召开和缓和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分歧做出了重要贡献。12月19日，维经斯基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报了中共四大的筹备情况。因为四大开会需要维经斯基参加，原定于1924年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先被改为12月20日，后又被推迟到1925年1月。
代表们带着英文课本出席四大
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址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华界与租界毗邻之地，是租来的一栋三层楼石库门房子。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教室的样子，有黑板、讲台、课桌课椅，代表们每人都带着英文课本，以备如果有人闯进来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
出席四大的代表共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代表了全国994名党员。出席代表有：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谭平山、项英、王荷波，广东的杨殷，湖南的李维汉，湖北的陈潭秋，山东的尹宽，北京的范鸿劼，上海的李立三，江西安源的朱锦棠，天津的李逸，直隶唐山的阮章，青年团的张太雷，旅莫支部的彭述之，旅法支部的周恩来，以及特邀代表汪寿华。列席代表有：张申府、沈玄庐、黄平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由于缺少原始文献资料，关于四大代表的名单，全靠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某些片断材料，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本文采用了其中一种说法。)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全面评价了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工作，“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 。同时，“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能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同时，代表们也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失误以及执行中央决议的迟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最后，大会希望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