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整合：海外中国历史研究“权力斗争”模式述析
[摘要]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权力斗争”模式，一度是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典型范式。然而由于史料和研究视角的局限，该模式亦难以为继。从理论建构来看，这一模式基于派系模型框架，套用西方的精英冲突理论，使得中国研究趋于模式化和简单化；从历史语境来看，“权力斗争”模式难以摆脱对中共的价值预判，尤其是对中共民主化程度的怀疑。从分析方法来看，“权力斗争”模式夸大了党内斗争的内涵与外延，未能厘清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差异。通过对“权力斗争”模式的分析省思，亦可发现利用多重史料、开展微观研究、创新研究方法将是摆脱海外对中共党史的概念化想象，推进中共党史研究走向世界的可循之路。
[关键词]模式；派系政治；中国史研究
[作者简介]陈佳奇（1992-），女，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史。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7）06-0022-04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进一步了解当代中国，同时为“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之争提供信息资料，20世纪50年代美国关于中共的研究蔚然兴起。但由于外交壁垒及史料欠缺，这一时期美国学者主要基于“极权主义”模式，对中共的研究着眼于宏观层面，偏于理论建构，尤其是注重考察中共领导精英如何通过形塑一个崭新的党政机构，将黨的意志和控制范围扩展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视角和结论充满着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①但是，随着“文革”的爆发，尤其是“文革”小报在海外的扩散，披露了众多关于中共高层内人事权力与派别分化，这在很大程度为海外中共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几近一家独大的“极权主义”范式逐渐被新的解释框架所冲击。②其中，以“权力斗争”模式主导下的中共党内的精英政治成为新的研究范式而被广泛采用。
一、权力斗争模式概述
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权力斗争”模式流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关注中共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亦包括派系政治框架下中共精英阶层的研究。这一模式体现了海外党史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极权主义”模式向“派系政治”的转变。其立论逻辑是中共领导人内部因争夺权力而产生分化，在政治角逐中产生最高领导人，以此为契机，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通过一系列人员与组织安排实现权力重组，中共高层内部则经历着从分化到整合的过程。这种内部的权力斗争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一般遵循着如下规律：即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党内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按照一般政治伦理标准衡量过于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法理基础及正当性支持。权力斗争的胜出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
以权力斗争模式来分析，无论党内的冲突源于政策分歧或是领导人之间的个性冲突，最终都会演变为权力斗争，都会产生出一个斗争的失败者，因此争夺权力是党内政治冲突的根本原因。政策的出台是由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分配状况决定的，最终的决策实际上反映了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的一方的意见。白鲁恂将“派系”与“共识”作为中国政治两条相互冲突但又同时存在的发展主线，表面的共识背后却是官员之间永无止境的合纵连横、明争暗斗。他认为从派系政治入手，亦可分析中国政治的稳定和动荡。③由此可见，分析中共上层以及党内派别斗争成为运用“权力斗争”模式研究中共政治和政策演变的惯循之路。
二、“权力斗争”模式的分析理路
“文革”爆发后，西方学者开始以政治精英间的“权力斗争”来分析这场政治运动时移势迁的原因。多数学者放弃了“极权主义”模式，转而采用精英冲突的观点，提出以派系（factions）或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来研究中国政策制定的模式，强调党内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中共政治决策及实践的影响。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中，《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运用“权力斗争”模式分析中共革命的代表作。该书以中共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为经，以党内政策参与者的权力斗争为纬，在此背景下作者认为“文革”爆发的原因是1956年合作化完成以后，中共领导层对“大跃进”产生了不同认识，逐渐上升为“两条路线”之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以“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④为防止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决心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保证自己的最高权力。这场源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政见与权力斗争，成为“文革”爆发的起因。
及至70年代，权力斗争模式仍有余温，最明显的表现是派系政治模型被应用于对精英政治的研究之中，其中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将派系定义为领袖与其支持者之间形成的“庇护关系”。它以权力及利益为出发点，属于一种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以领导人为核心辐射出去的人际网络，成员间具有垂直的上下位阶。派系的稳定有赖于领导人能否保证其跟随者享有分配回报的持续性与增值性，其内部具有很大的弹性，整个派系在抓住政治机遇上也就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派系组织内部的沟通网络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活动，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派系之间人员的流动及派系之间的合作将成为可能。⑤
伴随着这一模式的广泛使用，涌现出以白鲁恂、邹谠、陈永发等人代表的一批中国政党研究的先锋学者。邹谠在对黎安友的派系模型提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以“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来取代派系的概念。首先，他否认了黎安友有关“派系基于垂直性的庇护关系”的说法，认为中共党内许多派系实际上建立在平等的个人关系基础之上。其次，他否认各派系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共识，相反，他认为中共意识形态是任由政治精英采撷的战利品——获胜者赢得对合法性的垄断权，而失败者则受到意识形态和道德方面的唾弃。再次，邹谠并不认为党内的派系政治会形成均势，派系政治最终都会以“赢者通吃”的结局收场。他将派系政治视为向“霸权”过渡的一种形式，它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潜在混乱的，而霸权政治才是中共政治的正常和稳定状态。⑥白鲁恂基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土壤来分析植根于此的中共政治斗争的规律。他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中国面临的权威危机，中国人缺少安全感，需要透过个人关系寻求支持，需求无法满足引起的挫折感与愤怒容易使看似稳定的结构迅速崩溃，这是权力斗争的原因；中国社会的冲突需要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式，而在一党体制下，这些冲突只能通过党内斗争来解决，党内斗争具有必然性；他进一步指出，中共党内的凝聚力与严格的纪律使得中共领导人不能开诚布公地显露分歧，也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在党内外寻求支持，中共领导人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解决彼此的分歧，这就推动了中共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进一步演化，直到不可调和而出现一方胜出、另一方被彻底淘汰。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