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运动与中国现代政治抉择
读过任剑涛撰著的《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令人兴奋。其中的主题也是我长期思考过的一个问题：留学生群体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负面作用，他们又是如何误入迷途的？但我只形成了一些零星的想法，还不成系统。这本书出来，第一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以往有史学界的人研究留学生和留学运动的历史，主要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和整理，也有学者对留学生个体进行过传记式的研究。但是，此书头一次对长达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分布在六个主要国家的留学精英的整体做了宏观的考察，这具有开创性意义，也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这部著作主要是一个政治思想史的分析。由于作者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政治思想、西方现当代政治思想都非常熟悉，这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一些留学精英的局限，准确地发现他们在选择、理解、阐释和运用西方政治思想时的迷误，对一些问题产生透彻和深刻的洞见。比如他清晰地阐述了英国从洛克、斯密到密尔的转向，再到拉斯基和吉登斯的思想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留学生是怎样切入、怎么选择，又是怎样对中国政治开药方的，从而清晰地揭示出留英学生的双重错位：落后于西方却要超越西方，拒绝西方主流思想却将国家主义转运到中国。没有对英国思想发展本身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就发现不了留学生们是如何误入迷途的。他的论述，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很强的透析能力。
作者的研究侧重于留学精英群体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这个角度选得很好。自八十年代以来，走在中国思想界前头的，带领思想潮流的知识精英的主体不是留学的归国人员，而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像秦晖、朱学勤这样的学者。而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群体里，留学生的分量要相对重一些。但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不是这样，从整体上看，这些人是从西方窃得火来，启蒙一代代国人，用他们接受的新知识、新思想，改造传统社会，推动中国进步。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只是以往人们过多地强调这一面，而任剑涛这部著作揭示出，留学精英对西方社会的诊断、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选择，以及对中国政治变革所开的药方，都有误导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使其遭遇挫折和走了弯路的成分。
认识西方社会、借鉴西方思想资源，这是我们思考当代中国问题的基本依托。对西方认识上的迷误，会误导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思想大争鸣，结果都形成逆向淘汰，最终走入误区。春秋战国那次，终结为秦始皇的集权和暴政，接着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窒息思想的两千年困局。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到四十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转向左倾，最终投入斯大林模式的怀抱，中国的政治发展走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弯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研究和传播西方政治思想的精英们负有重要责任。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作者采用的是个案研究、典型分析的方法。从每个国家的留学精英中抽取出若干典型，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对总体情况的概括依据的是作者的印象。这种方法有其价值，但它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典型毕竟不是全体，也不能代表全体；其二，典型的选择不可避免地有作者的主观性。所以，典型研究须辅以现代科学的定量化研究，引入必要的统计数据，才能更有说服力。但我们不能要求这本书同时也是量化研究，做典型分析，自有其价值。
从研究视角上看，作者的研究主要是思想史的梳理，这个梳理做得相当扎实。它通过梳理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些留学精英的政治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他们到西方是如何选择的？选择的是什么？误读的是什么？他们如何开错了药方？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在思想史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如果我们全方位思考留学精英问题，进一步拓宽视野，需要超越纯粹思想史研究的界限。我想主要有三个角度供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第一个是政治文化的分析。
政治文化的分析不仅停留在思想的层面、理性的层面，实际上，留学精英到国外，他们的选择不但是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因素，非理性的因素可能更根本。政治文化的分析会告诉我们，这些留学精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特征是怎样的。读任剑涛的著作，留学精英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认识、对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设计，仿佛都是纯粹理性思考的结果。思想史的分析揭示了他们思考的误区，但是，政治文化研究会让我们追溯到他们深层的政治心理，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是什么？他们的政治心理或政治人格的缺陷在哪里？或者说，他们政治人格的形成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阶段？我们会发现，胡适是一个基本上形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人格的人，他的理性判断和选择与他的人格特征是一致的。但胡适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异数，一个特例。大多数留学精英没有形成现代的民主人格，这是他们偏爱国家主义、集权主义的基本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权威主义人格是主流。留学精英在国内形成的权威主义人格，在他们浸润于西方文化环境之后会有所改变，但他们作为成年人，其人格特征的改变是很难的。从权威主义人格到最终形成现代的民主人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中国人的整体上来看，需要几代人的进化。具体到一个留学精英，我们需要确认，他是处在怎样一个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阶段，他身上有多少权威主义人格特征，多少现代民主政治人格的因素。一个形成民主政治人格的人，无疑会认同和选择民主宪政的建国方案，即使他偶尔接受威权政治，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基本上属于权威主义人格的人，则会有两种情景：有的会选择民主宪政，但不会很彻底，容易动摇；大多会选择各种威权政治方案。
晚清和民国时期出国留学的中国人，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权威主义人格，其中一些人，在国内已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八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则是毛时代几十年教育下塑成的一种特殊的权威主义人格。九十年代的留学生，在国内则主要受到民族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也是有缺陷的。人格分析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种方法，一个路径。我以前曾分析过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人格特征，这是政治学上的一种分析方法。
如作者所批评的，一些留学精英拥抱国家主义，误导中国政治进程，如果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正是这些人没有形成现代的政治人格，或其政治人格上的某种缺陷，使他们没有确立起尊重个人的价值观。在这方面，国内成长起来的学者反倒从总体上超过了他们。因为这些人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每日每时就在与这样的环境相遇。许章润的文章曾经谈到他所经历和感受到的“日常性的羞辱”和“制度性的羞辱”。他也是“海归”，大概在国内就形成了民主的政治人格，海外的经历又滋养了他。有这种受羞辱的感受，本身就是形成民主政治人格的标志。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个性已萌发，个人的权利意识在生长，个人的尊严意识也不断发育成熟，我们就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不能忍受这种羞辱。所以，国内一些学者更容易认同民主宪政。因此，在近几十年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引领思想进步潮流的学者的主体不是“海归”而是本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