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仰的现代性问题
摘要：近年，中国人关于国祭、公祭的争论，实际上是表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在意义建构与意义冲突层面上的重大问题。对于传统圣祖实行国祭或公祭的关键，不在于祭典的操办及其国家形式，而是在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信仰的现代性构成，以及信仰构成的神圣资源、实践模式如何建构的问题。它们构成了以中国信仰认同为中心的现代性政治——文化方案。所以，国祭、公祭的争论焦点，进一步涉及的。是中国信仰的公私之辨，中国信仰与中国人的集体认同、社会认同甚至是政治认同的边界是否存在及如何建构等重大问题。国家公祭圣祖的现象，表达了中国当代信仰的差序格局、公私之辨及其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中国信仰；国家仪式；象征权力；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9)02—0001—05
当代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重新建构了中国人的意义结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人在文化、信仰层面上的意义冲突。近年关于国祭、公祭的无数争论，实际上就交织着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建构与意义冲突。本文拟就民族国家及其信仰的现代性问题讨论为中心，梳理近年有关国祭、公祭的争论，进而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国家仪式及其象征权力的建构、中国信仰的差序格局及其公私之辨等重大问题。
一、民族国家及其信仰的现代性
有关现代性的政治、文化现象的理论阐释，大多出自马克斯·韦伯的“伦理公设”及其解构过程：世界是由神意决定的，因而它是一个有意义的和伦理取向的宇宙。为此，韦伯断言，现代性的阈限在于，只有当设定的宇宙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现代性。
虽然现代世界具有它自身的“合法性”，它不能被简化为传统宗教世界的一个新版本，现代性一语也常常被用于指认某种常常是不自觉的社会过程，它所呈现的宗教价值与宗教取向比其在过往的社会中的地位趋于弱化，更不是宗教与世俗之间二元对立的简单结果，但是，现代性表述的主要内容，无疑就是社会本身的一种演化进程。
就此而言，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性，正是一种出自宇宙王权主义的“伦理公设”以及重新定义社会、权力合法性的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变迁之中，革命理论取代了传统“迷信”对社会资源的动员方式，从而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形式。20世纪初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潮中，曾有五大宗教替代思潮——伦理代宗教这些思潮(梁漱溟)、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科学代宗教(陈独秀)、哲学代宗教(冯友兰)，这些思想最后皆归于革命代宗教(政党政治)，建构了一种以革命信仰主义为核心资源的民族国家的建设运动。
这说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运动，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信仰的重建运动；革命的成功，同时也是一种新道德、新信仰的成功。革命代宗教的结果，不是宗教世俗化的结局，不是宗教的影响趋于消失，而是宗教及其信仰转换了一种功能发挥的形式而已。对此，梁漱溟一语中的，他在《中国建国之路》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之所以能有成效于世，主要是因为中共做了两桩大事：其一，好像一个伟大的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其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伦理旧组织。
因此，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性建构方案，既不是传统神权的世俗化翻版，亦非中国式宗教信仰功能的消失，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国信仰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有机互动。然而，也就是这个现代性，带来了中国信仰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特殊现代性，带来了集体和集体认同边界建构的独特模式。而这一有关集体认同的基本成分，既有市民的、原初的和普遍主义的，亦有超越的或“神圣”的成分，于是，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现代性的新的定义产生了。
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革命政权及其与中国信仰普遍性的重叠与交叉，这就是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及其信仰的现代性问题。
从宇宙王权主义衍生出来的现代政治合法性，其中心问题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传统基础已被消解，从而使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各种可能性被建构出来。它们构成了以中国信仰认同为中心的现代性政治一文化方案。2008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学术界关于公祭、国祭的争论焦点，涉及的就是中国人信仰与中国人的集体认同、社会认同甚至是政治认同的边界是否存在及如何建构等重大问题。
本来，祭祀炎黄圣祖、孔孟先贤，是中国人信仰的主要构成。它们作为一种文化、信仰现象，作为一套符号象征体系，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它是20世纪民族国家初建以来，国家政权合法性诉求的一种合法性工具仪式，并且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日益人工化、政治化、技术化。为此，在时代允许的背景之下，民族国家会规定一系列的纪念仪式，利用国家力量通过祭祀仪式，使这些典礼的数字、序列和展示结构努力获得国家赋予的权威标准、价值规范，或是向一些传统的祭祀仪式投入新的政治象征资本。这样就使得国家祭祀圣祖先贤的祭祀仪式逐渐意识形态化，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仪式，而国家权力也能以信仰仪式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精神关怀再度整合。
自古迄今，中国人的祭祖祭圣仪式，都承担了很丰富的政治功能、国家统治功能，并且中国人能够伴随时代的需要不断地赋予祭祖祭圣仪式以新的象征资本的诉求，在权力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血统及其信仰乃至利益的认同。这些具有民族传统信仰深厚底色的仪式，展示了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从而给冷冰冰的国家机器抹上了一道信仰色彩，拉近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精神距离，把松散的个人整合进国家权力的信仰架构。而通过这些国家政府主持的祭祖祭圣仪式，信仰之重新建构转而成为一项国家性的社会行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现代性建设方案中的重头大戏。
二、国祭、公祭即国家公祭
一个主要的争论，是这些祭祖祭圣的仪式属于公祭还是国祭，政府是否应该组织这样的大型祭祀活动。
一般而言，公祭是指超过某一个人、家族、团体范围的祭祀活动，可由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会组织联合举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国祭。如要设立国祭，或承认某项祭典为国祭，就得经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由国家主席发布命令实施。所以，公祭与国祭不同，国家领导人与公务员应以个人身份参加，以免有违《宪法》威有悖于政府所代表的普遍性。
当然，也有人主张，公祭祖先既然不是宗教活动，就可以提出一种“国祭”的设想。作为公共行为，公祭可分为民间公祭和官方公祭。官方公祭又可分为地方公祭和国家公祭。国家公祭在古代称“国祀”，今人则称“国祭”。“国祭”是一种国家大典，最主要的特征，是有国家领导人参与祭祀或派员代为祭祀。目前的公祭黄帝等，虽被有些人称为“国祭”，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地方政府举办的官方公祭。
目前中国各地举行的大多属公祭。这些仪式，虽非国家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