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关注中美关系这棵树，而忽视了整个世界这片大森林，就难免得出脱离实际的
片面结论，比如“中美必有一战”或者“中美共治世界”。两国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进步，
共同应对世界上的失衡和失序，才是避免对抗的最有效途径
美国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看过《中美关系200年》这本画册，当对这一判断有更深的理解。
画册把200多年的中美关系史分为四个时期：1784年至1911年，主要交往集中于晚清时期；1911年至1949年，即民国时期；1949年至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至今，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相信中美关系专家对这样一种分期不会有太大争议。值得回味的是，中美关系史的分期，同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几乎完全重合。世界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都没有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分水岭。这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塑造中美关系的”
中国历史学家章百家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套到中美关系上，可以说“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塑造中美关系的”。1949年中美关系的遽变，是这句话最显著的例证。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对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实行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对新中国采取了军事遏制、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的政策，此前150年两国之间建立起来的从民间到官方的深度交往完全中断。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但建立全面的经济、安全、外交、人文交流关系，还是在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可以预料，只要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不变，中美关系的第四阶段还将延续下去。
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考察双边关系可以看到，在更多情况下美国是个恒量，而中国是个变量。换言之，中国国内政治的重大转折，能够直接影响甚至扭转中美关系，而美国国内政治则起不到这种作用。
过去两百多年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主流价值观没有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的政治领导层换了一代又一代，共和党和民主党轮番入主白宫、统领国会。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6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权运动、本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然而这些事件都没有动摇当时美国对华关系的基础。美国的族群构成变化带来了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但也没有直接影响对华政策。
相互影响之对比
200多年来，中国通过改变自己而扭转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却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深深地烙上了美国的印记。这一点当属研究者的共识，不消多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对于1949年以前中国军政大事的直接参与。美国通过在中国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美国人，“引导”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特殊方式。
画册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参加清朝剿灭太平天国军事行动的华尔，在中国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后称常胜军），任队长。华尔娶中国人为妻，还加入了中国籍，最后在同太平军作战中阵亡。1867年，刚刚卸任美国驻华公使（当时的“公使”相当于现在的“大使”）的蒲安臣，即被清政府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出使欧美诸国，开中国近代外交活动之先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离开中国成立保皇会，聘请美国残疾青年人荷马李为军事顾问，组建了一支军队在美国受训；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任命荷马李为首席军事顾问。1942年，美国将军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同蒋介石争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1945年底，杜鲁门政府委派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调解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冲突，以图避免内战。这是美国在历史上首次介入外国政治调停。马歇尔曾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但调停努力却以失败告终。创办了燕京大学并亲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毛泽东的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使他闻名于当代中国。
从1949年司徒雷登离别中国，到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派特使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其间几乎没有任何美国要客驻足过中国大陆。但是，美国的政治渗透却以潜移默化的其他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中国政治主流一直相信，一旦放松了政治教育，美国的意识形态就会卷土重来，让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境内敌对势力都到美国土地上去安营扎寨，同一些美国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即在知识界展开了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美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帝国主义的总代表，反美宣传成为群众运动。即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这根弦也没有放松。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官方高度警惕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图谋，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至今还是最大的。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书籍、影片和音像制品，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被大量翻译出版发行。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过贡献的美国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如为画册撰写序言的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在中国广受尊敬，知名度很高。在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美国人之一，是不久前出版了《论中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在中国长达40多年的声望和人脉关系，让同时代任何其他国际人物都难望其项背。
反向来看，200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政治影响就相形见绌了。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美国的政治造成了冲击。1950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发动了对所谓“亲共”的美国人士的政治迫害，将几位同中共有过交往的美国人，当成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其实，还有一件不应遗忘的事，证明中国也曾试图介入美国的国内政治，服务于自己的对外战略：毛泽东于1963年和1968年两次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并在声明中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不过，没有事实说明，这两纸声明对美国政治和种族关系产生了多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