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有的是属于理念与政策的本质分歧固有的，有的是形势发展带来的，有的则是美国对华政策造成的。但从整体看，我国面临的机遇远大于挑战，而且挑战里面总蕴藏着机遇。
【关键词】中国 外交理论 周边形势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外交是毛泽东主席主导、周恩来总理配合奠基、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后经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调整、创新、实践与发展，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成熟外交理论、系列政策和鲜明风格。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外交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广阔、博大。中国已是世界事务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种形势给我国外交带来巨大的空间与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新挑战。这里有深层次的根源，也有形势发展产生的新问题。
中国外交同西方传统外交的本质性差别
外交根本要旨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外交的基础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综合实力，也就是要倚仗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历史上，西方列强在外交上长期信奉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凭借势力强行侵占、奴役和掠夺弱小民族和国家。虽然国际上陆续制定了一些法规，对这些强国形成一定的约束。但西方强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于国际法采取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弃的态度，综合实力依然是他们外交行为的核心观念和手段。这方面美国更是突出，美国迄今仍是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屡屡引用国内法处理国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结合社会制度、文明传统、历史遭遇、信念原则、国家利益以及世情特点，逐渐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原则、立场和路线。中国提出一系列总体上符合世界人民愿望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观念、主张和政策。其中包括：保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各国主权和独立，各国和平共处，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颠覆他国政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国有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反对把自己的制度和模式强加于人；国际关系民主化，各国都有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权、决策权和话语权，反对一国或几国垄断国际事务；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缩小南北差异；尊重各种文明，相互学习和借鉴，反对贬低、歪曲和涂黑任何文明，以及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其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等等。在这些基本原则基础上，又进一步形成新世界安全观、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与邻为善和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和新思维。
中国外交的这些主张与方针，反映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而同西方世界长期享有优势地位和利益的传统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而然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例如中国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主张外援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就遭到西方国家的一直反对和抵制，因为这种主张影响和妨碍他们通过援助操纵有关国家内政的目的。再如，中国坚持各国有权根据国情选择自己制度和模式，这自然也难被竭力推行西方模式的国家所接受。中国外交的观念和主张不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各种责难和挑战。
中国迅猛崛起引起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忧虑
人类进入21世纪后，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而传统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滑，世界主要力量对比逐渐缩小。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数据，2005年，“七国集团”（G7）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的65%，而到2014年下降到46.6%。同期，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则由8%上升到22.1%。再看中美两国，2000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是美国的11.66%，2012年上升到50.68%，2015年已达到63.79%。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0年中国的GDP约是日本的25%，而到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是日本的一倍多。G7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持续减弱，而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G7各国在如何实现经济复苏与增长、消除世界经济增长障碍等诸多问题上分歧纷呈，难以继续承担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和主导世界经济事务的重任，这一作用已被二十国集团所取代。
这一深刻变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新兴力量的迅速崛起，标志着近500年世界权力结构前所未有的改变，西方主宰的世界政治经济局面将逐步走向终结。这种形势使G7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忧虑忡忡，危机感明显增大，而自名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尤其感到强劲冲击。维护全球霸权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所依仗的主要是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拥有无与伦比的综合实力，霸气高涨，宣扬推行单边主义，为所欲为达十年之久。但经历“9·11”事件、两次中东战争和金融经济危机后，软硬实力都遭挫折。面对不断上升的新兴力量，美国逐渐失去主宰世界的能力。
奥巴马入住白宫后重点抓了两大方面，一是大力促进经济复苏，一是全面调整全球战略。战略调整的中心是从小布什政府的打赢反恐怖战争转向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在新兴大国中，中国是发展成就最突出的国家。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巨大的综合体量以及发展前景，美国认定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最有可能首先在亚太地区，进而在全球挑战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牵制、遏制和防范中国进一步崛起，成为美国主要战略考虑和目标。2010年，美国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加大对我国的遏制、防范和挤压力度。这无疑增大对我国外交的压力，形成严峻挑战。
美国按照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六大范围的所谓“战略前沿部署”。主要行动是：其一，加强和密切战略同盟关系。美国利用日本对中日力量对比反转的不适、不服与郁闷情绪，以及中日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不断在政治和军事上为日本“松绑”，借力日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紧打造美日韩同盟体系。利用南海问题加强对菲律宾的掌控，推动澳大利亚涉水亚洲事务，并竭力拉西欧盟国介入。其二，制造“中国威胁论”。利用部分周边国家对我国崛起的疑虑心态以及存在历史纠葛与领土争端，以改善关系为由大肆活动，挑拨离间，挑动对立和激化矛盾，试图推动组建针对中国的美日澳印的“神圣联盟”。其三，加大在亚太的军事投入。2012年1月公布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战略报告中，明确表示将军事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美国不断增强在这一地区驻军，并要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太。美国越来越直接介入亚太地区争端，近年更是露骨地插手南海问题，接二连三派军舰飞机在南海地区炫耀武力，加剧紧张局势。其四，加大对地区组织的参与，一再试图影响和改变东亚峰会的性质与方向。其五，竭力打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挫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亚太自贸区发展进程，掌控亚太及世界经贸机制、秩序、规则、标准等主导权。其六，大力推销美式民主模式，伺机在中国周边制造“颜色革命”，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同时加紧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引发中国社会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