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国际舆论对中国外交有这样一个评价，那就是“中国外交成熟了”。现在，它变成了全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共同认识。国际社会为什么会对中国外交有这样一个评价？我国外交在不断地进步，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国际社会才认定中国外交“成熟”了？这种说法的出现是由于中国自身变化的原因，还是别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和这一“成熟论”有什么关系？如果说现在我国的外交政策“成熟”了，那么下一步的发展趋向是什么？我们这些年的外交工作在哪些方面是比较成熟的，是成功经验，哪些方面还不成熟，是需要改进的？今天请专家就上面的问题进行探讨。——阎学通
程瑞声：凡事以大局为重，做好大国工作，结交周边国家，为促进国内经济建设服务。
我不同意中国外交在2002年才算是成熟的看法。国际舆论之所以在2002年提出这个论点，我认为主要是因为2002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成熟，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中美双方分歧虽然很大，但双方还是以大局为重，开展了两国的高层互访，恢复两军交流，两国经贸合作继续发展，中美关系趋于相对稳定。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主要体现了处理好分歧与全局的关系问题。
第二，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处理得比较好。9.11之后俄美建立了战略关系。对此，我们没有按照过去的冷战思维，认为美俄关系好了，中俄关系就必然会受影响，我们继续发展同俄罗斯的战略关系。
第三，在中日关系方面，我们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处理是比较冷静的，并利用中日建交30周年的时机，促使两国交流有比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第四，对于比较难处理的印巴关系，我们逐渐摸索出来一个方针，即“并行不悖，分别发展”。2002年在印巴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出访印度，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中印关系的改善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外交成熟的一个表现。
第五，在南海问题上贯彻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同有关国家共同发表了《南海行为准则宣言》，南海形势有望逐步稳定。
第六，多边外交迈出了新的步子。除了加强上海合作组织之外，我们同东盟的合作从经济向政治安全领域发展；中俄印三国外长在联合国举行首次非正式会晤。我们还开始和北约接触，这在前几年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七，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以大国应有的姿态积极参与。任命了中东问题特使赴中东进行首轮访问；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在亚信会议期间，江主席一天之内会见了印巴两国的总理、总统，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还有在朝鲜核问题发挥独特作用。以上七个方面都集中在这一年，是我们外交比较成熟的表现。
我国外交走向成熟，主要体现在三个关系的处理上。
第一，和世界大国的关系。无论是同哪个大国，分歧总会存在，关键问题是能否以大局为重，以务实的态度处理分歧。例如在处理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我们的做法还是得体的。第二，与邻国的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俄罗斯是最大的邻国，美国也可算是我们的一个大邻国。邻国众多，一方面使我们在外交上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使其他大国有了利用我国同邻国的某些矛盾，对我国进行遏制和牵制的机会。所以，在处理同邻国的矛盾时，我们应该从维护周边稳定的全局出发，尽量避免出现较长时间的紧张，特别要防止同较多邻国同时出现紧张。第三，经济建设同其他工作的关系问题。十六大还是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应该服从这一全局。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应是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争取长期的和平环境，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苗华寿：政策的稳定是“中国外交成熟”的标志。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我们就坚持执行一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成长几经磨难，并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以及国内任务的需要，逐步调整、发展和完善。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任务的需要，对中国外交进行了重大调整，首次提出世界将进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把中国外交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现实，及时地、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国际外交战略新思想，其中包括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新安全观、世界多样性的价值观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新观念，以及参与多边外交领域活动的正确决策。
在安全观问题上，传统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国与国为主要对手，而新安全观是针对一些非国家行为，比如恐怖主义、贩毒、武器走私等等。世界多样性的价值观，主要是指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模式，就像江泽民同志讲的，世界是多彩的，只有一种文明、一种政策、一种模式是不行的。在多边外交方面。过去我们主要看重双边外交，1993年以后我们开始注重多边外交，开始参加联合国和地区合作方面的事情，这是我们外交方面一个很大的成绩。近年来，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始终充满了活力，在应对一系列国际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南亚核危机、科索沃危机以及9.11后的一系列国际性重大事件的处置上，都充分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加之，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地位的确认，成为国际社会“中国外交成熟论”产生的根本原因。所谓“成熟”，我的理解是指中国的外交政策稳定了。
外界认为中国外交“成熟”了，那么，到底是中国对外政策变了，还是西方对华态度变了？我个人认为，如果用中国外交“开始走向成熟”来表述可能更贴切。强调“开始走向成熟”而不是“已经成熟”，并不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变了或是西方对华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中国方面来看，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当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也必然会做出适当调整，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一成不变的事是没有的。
钱文荣：懂得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在参与中谋求国家利益。
“中国外交成熟”到底指什么呢？总体上我国的外交是越来越成熟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在处理同大国的关系。包括对美关系、对俄关系，特别是9.11后俄罗斯大幅度调整了对美关系后，当国内有些新闻报道和文章批评俄罗斯对美政策时，我国中央领导的反应是冷静的，尤其是美俄在去年5月24日签署了新的关系协议后的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立即表示欢迎俄美关系的发展，而且我们的实际行动也是如此，继续重视加强和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外交比过去是成熟多了。第二，表现在处理突发事件上。其中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对待9.11恐怖袭击事件，我们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及时做出正确判断，予以谴责，并抓住机遇大大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
我国的外交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在学习十六大报告时，有人这样讲到了13年来中国外交的十条经验：独立自主把国家主权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同时赋予新的内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对外工作为改革开放服务，创造和平环境；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坚持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树立新型安全观；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我认为这十条中经验反映了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包括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懂得了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事务结合起来，在参与中谋利益。二是注意在参与时“不挑头，不扛旗”。比如9.11之后在促使巴基斯坦从支持塔利班变为支持美国反恐方面，我国发挥了独特作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去年在纽约的一次讲话中公开提及此事，并表示感谢。再如不久前联合国关于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1441号决议，中国、俄罗斯和法国三国的立场在大的方面还是一致的，但我们不挑头，而是居间调解，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程瑞声：中国外交的成熟是从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得来的。
我国外交工作的成熟是通过总结建国以来外交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来的。建国以来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独立自主的方针是贯穿于我国外交工作的红线。但不可否认，我国在外交方面也有过一些重大的失误。除了理论方面的某些失误外，在政策方面主要是在我国同一些大国、邻国的关系出现重大分歧时，不能从两国关系的全局出发稳妥处理，使双边关系出现大起大落。比如，中苏关系、中印关系、中越关系，原来亲密无间，后来反目成仇，兵戎相见。这并不是说问题都在我们这边，对方肯定也有很多错的地方，但是从我们这方面看也还是有值得总结的地方。又比如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们提出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认为美国和日本从东边打过来，苏联从北边打过来，印度从南边打过来，都没关系。致使我国在一段时期处于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到了70年代“一条线”时期，就是联美反苏，虽然和美国关系缓和了，但是同苏联的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再有，过去我们在处理外交和国内经济建设的关系时，本末倒置，要经济建设服从于外交，结果是，外交出现波动时国内的经济建设也跟着起伏。
我们的外交是否成熟，要以实际效果作为判断的标准。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有利于我国周边环境的稳定，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而且我们也没有丧失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是成熟的。外交归根结底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我们的申奥、申博之所以能成功，就是综合国力强大的结果。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弱国无外交。
苗华寿：正确判断形势是制定正确外交政策的基础。
我国的外交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趋向稳定和完善，并逐步走向成熟，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么，近年来我国外交政策有那些成功的经验需要坚持下去？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是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提出的二十八字方针(“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很有指导意义。不妨回想一下，9.11发生后，特别是2001年底到2002年初，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形势变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判断好像过时了，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要在周边形成针对中国新的包围圈。江泽民同志审慎考虑后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2002年4月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中以及十六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二，抓住机遇，积极进取，不断地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我国处于建国以来周边关系和周边环境最好的时期，这也是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这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对维护当前国际安全所做的理论创新和新贡献。四，大力开展经济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十六大提出的对外政策是要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总的国家大战略服务，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是不言而喻的。五，发展与大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关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这方面我们有好多经验。比如，对西方国家“不卑不亢，顶住压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使我们逐步打破了西方的制裁；对美关系“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反恐问题上我们主张“目标明确，证据确凿，标本兼治，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挂钩”，这一主张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赞同，也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使多边外交成为我国在国际上树立形象，扩大影响的重要舞台。七，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程瑞声：增强忧患意识，增加预见性，迎接挑战。
总的来说，我国的外交工作要为今后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扩大对外开放服务，要与时俱进，开创新的局面。具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大力稳定中美关系，在加强共同利益领域合作的同时，对因美国推行单边主义而出现的分歧要稳妥处理，在台湾问题上体现更多的灵活性。二是继续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三是在同邻国的关系方面，日本和印度仍是两大薄弱环节，对这两国的工作要有新的思路。在中日关系方面，应把历史问题摆在适当的位置，减少其干扰。在中印关系上，需要进一步调整对印度的政策，对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要解放思想，争取尽快解决，实现中俄印磋商机制化。四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拓宽合作领域。在反恐问题上我们要提出自己的鲜明主张，认真分析恐怖主义的根源。最后，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增加预见性，及时研究对策。
苗华寿：保持清醒头脑，正确估计自身力量，不争一日之短长。
单讲几点建议：第一，要正确评价我国的综合实力。过高估计我们的实力既不符合事实，也无益于我们的发展，更会授人以柄(不怀好意的反华势力)。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大国。第二，处理外交和国际重大问题时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居安思危”。当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遭遇挫折和困难时，要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大局着眼，做长远考虑，避免因一事一念而影响大局。要斗智，不要斗气，不争一日之短长。第三，重视对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工作。中东欧国家不仅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而且还是通往西欧的桥头堡。我国应把握机遇，加强与这一地区各国的关系，这既有利于对美国单边主义的牵制和多极世界的壮大，又有利于我国开拓、发展中东欧国家的市场，乃至为进一步打入欧洲市场开辟一个新的途径。
钱文荣：伴随着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早已超出领土范围，未雨绸缪，必须制定长期的外交战略。
关于中国外交如何改进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仅要有具体的政策，更要有中长期外交战略，或者说要有与未来20年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外交战略目标，要把我们近期的外交工作与中长期的全局或地区的外交战略目标和结合起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仅要考虑未来20年的经济建设战略目标，还要考虑实现小康社会以后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家利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国土范围，比如我们所需进口的石油中40%是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因此，中东地区的局势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利益。我国很多矿产资源都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需要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利用国外的资源。如果现在不早作全面规划，20年后这个问题将更加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一个长期的外交战略，这里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以及安全战略等。9.11后中美关系有了较大改善，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但在发展中美关系方面，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美国今天为了反恐需要大国合作和支持的一面，还应该考虑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的事实。新年伊始，美国在一周内做出了三项直接破坏中美关系的决定：美国国务院指控波音公司和休斯公司向中国转让航天技术、再次要求以色列停止一切对华军售以及美国五角大楼拟派一军官小组参加台湾今年举行的“汉光19”大规模军事演习。而这些决定都是在9.11之后美国领导一再声称中国为“朋友，不是敌人”，承诺恪守“三个公报”和“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下作出的。这足以说明美国仍然把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和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我们在制定外交战略和具体政策时，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若仅仅看到眼前，将来是要吃大亏的。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外交必须制定一个长远的战略和战略目标。
阎学通：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区分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是中国外交成熟的标志。
我以为2002年出现“中国外交成熟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美国认为中国在反恐中配合了它，所以说中国“外交成熟了”。那么我们自己有没有变化呢？当然是有的，变化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更加明确了以利益为政策标准而不是以好坏为政策标准。过去我们常说，中国依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的对外政策。这是个政治标准，感情因素太多。现在我们以国家的利益为标准，依据国家利益来决定我们的对外政策。一句话，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否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自己的利益，这是中国外交是否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第二，我们的政策目标和我们的实力接近了。我们明确了自己的国际定位，有多大的力量干多大的事情，量力而行。最典型的例子，原来我们提出“推动和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而这次十六大明确地提出来“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并非几个字之差，包含的意思差别很大。我们外交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不再强调去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而是加入现行的国际秩序，例如加入WTO而不是改造WTO，更不是另建立新的WTO。我们的外交政策的目标从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变为我们要加入这个体系，这个变化很大，因为前者是超级大国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区域大国就更没力量实现这个目标。
第三，我们平衡了经济和安全的政策目标。我们以往只突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不强调国防安全的重要性。对外政策如果不把国防安全视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这很难被认为是一个成熟的政策。近期以来我国参加了众多的国际会议，我们在各种会议关于国际安全合作方面的建议实际是国际社会最关注的。
我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是否成熟的标准有三条，一是其外交是否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基本原则，二是外交政策目标是否与其国力相一致，三是能否区分各种不同国家利益在具体情况下的重要层次。依据这三点，我想就中国外交下一步如何“更加成熟”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有三件事值得我国外交注意的：
第一，更好地区分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我们的政策是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还必须分清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二者是不一样的，甚至有时候是矛盾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台湾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有采取最强硬的政策，不存在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当美国把台湾变为它的“非北约盟友”，美国和台湾结成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如果我们把它和诸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事情同等对待，显然是没有对利益的重要性加以区别。
第二，更好地区分我们对不同地区的策略。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区域大国，而不是全球性大国。对中国而言，我们的战略利益主要是在周边地区。同样的外交工作，同样的政策力度，用在周边地区取得的效果比用在较远地区取得的效果要好一些。中国的战略压力目前主要来自美国，在此情况下我们更应该突出“睦邻友好”政策，把周边国家作为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90年代初期我们的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美国，因为当时在美国的带领下，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周边国都对我采取孤立政策。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亦应做出相应调整。去年一段时间，美国国防部和国会鼓吹“中国威胁论”，但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日本除外)都没有附和。这说明，如果我们“睦邻友好”搞好了，美国不可能遏制中国。因此，我周边地区的重要性应超过美国。美国的重要性是他有能力给我们制造压力，周边国家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能帮助减少美国的压力。
第三，需要进一步增强外交策略的灵活性。我认为我们国家目前长远的外交战略目标已经很明确，就是要实现民族复兴，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五年这种中期的外交策略。国家的战略目标应是长期的，但实现目标的策略则是中短期的，以应对不断的变化。国际形势历来是千变万化的和复杂的，所以对外政策要有适应变化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国外交政策要想更加成熟，应该加强外交政策的灵活性。▲
(录音整理 李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