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影响下的美国对外扩张
在美国早期奠基时代，许多清教徒希望在上帝的引领之下，建立一座“山巅之城”，并引领人类的未来走向自由和繁荣。传统观点认为，这种宗教和地理上的因素使得美国人的对外思想表现出孤立主义倾向。孤立主义后来被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和门罗主义所继承和发扬。而罗伯特·卡根的《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世界的地位》（[美]罗伯特·卡根著，袁胜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一书却认为理想主义以及干涉主义对美国的外交影响要远远大于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
美国外交中存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倾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二者都属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但是，对于二者在美国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存在争议。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认为“从美国立国之初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美国的外交领域，现实主义的声音盖过了理想主义”，导致理想主义处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边缘。卡根却认为从美国立国理念中派生出来的理想主义和干涉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前者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和大方向。《危险的国家》一书，共12章，文章内容从美国早期殖民地时期的清教活动开始，结束于1898年美西战争。在这本书中，卡根向我们展示出美国鲜为人知的一面，指出它不但一直是国家间游戏的一个参与者，而且常常是以粗暴的形象出现。本文将结合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的定义，来介绍和分析卡根此书的内容和写作动机。
“山巅之城”与孤立主义神话的形成
理想主义是一种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它处理国家间政治的方法是建立在它应当是怎样的概念的基础之上，寻求道德，喜欢运用一套固定的也更加普遍的原则或理论来指导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滥觞于殖民地早期。当旧大陆的流亡者怀着宗教信仰自由的理想到达美洲大陆之后，很多人在物质上已经陷入绝境，饥寒交迫，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站稳脚跟，他们的宗教热情重新焕发，新大陆广阔的空间为他们搭建了奋斗的舞台。而这一切对于清教徒而言就是上帝所赐予的“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宣称要建立“山巅之城”（city upon the hill），同时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宣言被一些人士看成是“孤立的、被动的，也是克制的”，但是卡根却认为清教式的美国形象只会给人误导，他认为这些清教徒是全球革命主义者，而不是孤立主义者，他们来到美洲大陆，不是要把它当作一个避难所，而是作为一个重新回到英国的跳板，他引用佩里·米勒的话说，“清教徒移民不是从欧洲撤退：这是一个迂回的进攻”。但是，人们却往往曲解了这些清教徒的目的，单纯地认为他们只是想建立一个自我孤立的世界，减少与外界的接触。造成误会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各种因素限制了清教思想的发展，导致人们把结果与目的混淆了。
卡根进一步分析了刺激美国对外扩张的诱因，他认为当时由于美洲过于辽阔，在移民中不断产生的自由、独立以及对土地的强烈占有欲瓦解和稀释了教义中的服从和自我控制的观念。美国社会变得日益世俗化和现代化，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得到了释放。另外，当时切萨皮克湾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对美国的影响更大。因此，当时美国的对外思想不是孤立主义而是积极的扩张主义和贪婪的唯物主义。这种贪婪的个人主义和扩张主义成为移民们对外扩张的强大引擎，为对外扩张提供动力。殖民者不断蚕食印第安人的土地，肆意屠杀印第安人，挑起与法国的战争并迫使英国加入，与西班牙争夺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直到最后与自己的宗主国英国爆发战争。对外扩张往往伴随着的是法国人、西班牙人以及弱小的印第安人的流血和死亡，因此，美国人在他们眼里是背信弃义和无比贪婪的好战分子。欧洲人和印第安人对这些移民深感恐惧。
侵略性的领土扩张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及其附带的似乎要吞噬掉其所接触的一切文化的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所构成的危险”。将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既不是共同的祖先，也不是统一的教会或君主。这种理念能够使得美国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倡导一种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开始于《独立宣言》，当时的美国人为了寻找从英国独立出来的合法理由，声称人权受到了英国的践踏，而这种人权和自由是造物主所赋予的，是高于世俗王权的。在美国内战时代，林肯强调《独立宣言》对平等的承诺，适应于所有人，并应该延伸到国境线之外。尽管由于实力的原因，美国并不能时刻随心所欲地对外干预，但是理想主义和干涉主义只是暂时的蛰伏，等待发作的时机，而不是彻底消失。
美国对外扩张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自由和民主基础上的共和国，与当时那些君主制的国家相比，美国的扩张不仅是领土上的扩张，它还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特色。与罗斯福“新政”后被修正的自由主义不同，当时的自由主义确切来讲应该叫古典自由主义，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受到英国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洛克的政治学的深刻影响，要求限制政府或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发挥市场在商品调节中的作用。古典自由主义还高举个人自由，主张国家不能损害人的自由等等。这些移民深受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认为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就拥有了自由权。人们“获得金钱和财产不是自私的追求，而是有道德的追求”。印第安人占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却任由其荒废而不是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这种缺乏财产观念的行为是受到美国白人鄙视的。另一方面由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就削弱了约束个人愿望的理由”。移民对外扩张不会受到强制的限制。政府权力有限，政治家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夺移民从其他民族手里得到的土地，即使是以非法的暴力方式强制性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取的。如果政治家强行干预，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丧失选票支持甚至国家分裂的危险。美国的对外政策因为受到成千上万选民的影响，往往表现出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美国的对外领土扩张虽然没有一个征服的蓝图，但是它的扩张性依然是不能忽视的，这也正是美国的危险性所在。
东部的政治精英由于对白人掠夺印第安人的暴行深感良心上的不安，为了调和权力与道德的矛盾，他们往往诉诸于自由主义，希望在白人获得土地的同时，能够将文明带给印第安人。最终，将印第安人同化成文明的自由的洛克人。但是，即使是那些友好的美国人也有伪善的一面，当印第安人拒绝同化和接受白人的文明并让出自己的土地，他们往往会受到驱赶和屠杀。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就是这样摇摆于正义、道德和对土地的贪婪、掠夺之间，表现出自由主义的矛盾。应该说当时，人们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存在局限性，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有权利享受自由，显然除了美国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白人之外，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民族还不配享有完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