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喜马拉雅地区投资环境指数估算以及对INFDI的影响
摘要：跨喜马拉雅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地区，对其投资环境与外商直接投资（INFDI）关系的考察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广义跨喜马拉雅地区五个主要经济体为样本，基于PRS集团的ICRG数据对其金融、经济、政治和综合投资环境指数进行估算，并实证分析该地区投资环境对INFDI的影响。结果显示跨喜马拉雅地区金融、经济和综合投资环境总体向好并出现一体化趋势，但政治投资环境未见好转，各国差异巨大。跨喜马拉雅地区投资环境对INFDI流量有较显著影响，但该地区投资环境指标对INFDI影响机制尚需完善。
关键词：跨喜马拉雅地区；投资环境；直接投资
文章编号：2095-5960（2018）06-0026-10；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跨喜马拉雅地区狭义上是指喜马拉雅山脉周围的区域，主要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緬甸、尼泊尔、孟加拉国和中国。广义的跨喜马拉雅地区包括南亚和东南亚区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跨喜马拉雅”概念出现在愈来愈多学者的研究中（李涛，2015；[1]戴永红，2017[2]）。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带动了对沿线地区的非金融性直接投资的飞速发展（金仁淑，2017[3]；马文秀，乔敏健，2016；[4]张素芹，2017[5]），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来自沿线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类投资风险（吴艳文，2017；[6]黄韵，2017[7]）。跨喜马拉雅地区是“一带一路”之“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该地区的经济健康发展是区域投资合作的重要前提，是建设好“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笔者认为，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下，投资环境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INFDI）形成良性推动作用，INFDI流量将增加；恶化的投资环境不利跨喜马拉雅地区（以下简称“跨喜地区”）吸引INFDI，INFDI流量将减少。如果二者相互作用体制机制不完善、缺失甚至扭曲，东道国政府难以运用正确的政策工具优化投资环境和调控INFDI，而投资者也难以基于信息传导机制估计投资风险并作出科学的投资决策，长期内将阻碍INFDI流入，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甚至阻碍“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
本文以跨喜地区内印度、缅甸、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五个重要经济体为研究样本，旨在考察跨喜地区投资环境对INFDI的影响，考察期为1990—2014年。选择该五国为样本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这五国的经济体量、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等方面在跨喜地区具有代表性；其次，这些国家的统计数据完整，没有缺失。本文主要研究任务包括：第一，估算样本经济体的投资环境指数；第二，基于国别数据分析投资环境对INFDI的影响；第三，基于面板数据分析投资环境对INFDI的总体影响。
目前学界对直接投资研究颇多，成果丰富，但对直接投资环境的研究相对很少。目前对跨喜地区投资环境指数估测和投资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的成果几乎没有。有关跨喜地区投资环境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国别研究（徐秀良，杨飞，2016；[8]王春丽，2018；[9]谌洁，2009；[10]姬虹，2004[11]等），这些研究主要从经济形势、政策实施、社会事件等角度定性评判投资环境优劣和变化。上述学者们认为，跨喜地区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投资环境不佳，非市场投资风险很大。
就跨喜地区INFDI的研究主要包括该地区国别INFDI的特点和原因以及各国鼓励政策和投资效果等内容。在INFDI特点和原因研究方面，郑国富（2014）[12]，杨宏斌，杨志宁（2003）[13]和宋涛（2016）[14]等学者研究发现，缅甸等跨喜地区经济体的INFDI总量较低，年度波动较大，同时各国注重知识和技术性INFDI的引入，积极引导INFDI流向优先和重点发展产业。
戢梦雪和李好（2009）[15]研究了印度INFDI的鼓励政策及其效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印度积极调整INFDI政策，使其INFDI大幅下降后出现显著回升，效益明显提高，促进了该国贸易并改善了国际收支。梅新育（2014）[16]定性研究了印度投资风险，研究认为印度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官僚主义、政府更迭和腐败等引致的政治风险最为显著。努努凯和凌常荣（2017）[17]基于案例对INFDI对缅甸中小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定性研究，发现INFDI通过中小企业为缅甸创造就业，提高了国民收入。
上述研究对跨喜地区个别国家投资环境和INFDI作了定性分析，但尚无学者利用对该地区投资环境指数进行估计，更没有学者研究跨喜地区投资环境变化对IN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将与跨喜地区国家开展深度国际投资合作，对该地区的投资环境测算以及其对INFDI影响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这恰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二、研究数据来源和相关说明
（一）投资环境数据来源和相关说明
目前，关于投资环境评价分析，大多数学者使用冷热比较分析法、多因素等级评分法、关键因素评分法及道氏公司动态评分法等定性分析方法；也有少数学者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功效系数法、熵值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法主观性太强，主要是基于学者的主观推导与判断。定量分析法基于调查数据进行统计测算，客观性较高，但是由于数据来源、样本大小、统计方法等局限，导致了定量分析结果准确度不高的情况（李俊杰，2004；[18]陆亚琴，2010；[19]张一博，2012；[20]戴园，1994[21]）。为了客观估算各国投资环境指数，笔者采用了PRS集团的ICRG数据（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from the PRS Group，Inc.）作为衡量投资环境的基础数据。PRS集团的ICRG数据在全球国家风险评估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被实践界和学术界广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