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欧盟，面临着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与生态环境导致的不确定性困境，欧盟主要大国的决策与执政精英乃至社会大众产生群体性焦虑和不安，可以用超级博弈论方法进行分析。国际大变局和不确定性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背景下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相对下降，在外部大国博弈与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博弈共同影响之下形成的对未来的不乐观预期和担忧。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性大国间的合作与发展竞争表现出动态超级博弈特征。欧盟克服全球性大国博弈导致的不确定性困境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对国际大变局及欧盟面临的不确定性困境及其诱发的各种焦虑给予充分重视，承担大国责任，成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并推动其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
【关键词】欧盟 超级博弈论 不确定性困境 国际大变局
【中图分类号】D8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2
引言
在激烈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欧盟的地位和影响力显示出持续下降态势，在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特别是大国博弈中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困境，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已经成为观察国际格局演变的风向标，也是学术界和各国决策层关注的焦点。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势力的相对下降，大国之间的博弈特别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个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已经成为影响甚至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关键因素，以欧盟为代表的整个欧洲国家（俄罗斯除外）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甚至危机。如何理解和解释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中的欧盟未来，需要以全球化视野把握国际政治经济变迁规律和趋势，从大国政治经济博弈和区域竞争合作角度进行系统分析。目前，国际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这次变革是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乃至西方大航海时代以来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大变局，也可以称为百年不遇的国际大变局。在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局背景下，各国、各种跨国社会行为体及相关政治经济单元处于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多元动态博弈之中，本文称这种博弈为国际政治经济超级博弈（Super Gam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需要从超级博弈论（Super Game Theory， SGT）[1]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分析。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先后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北非冲突及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法国黄背心运动、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及民粹主义等多方面危机和挑战，这些危机和挑战本身就是欧盟乃至整个欧洲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困境的反映。如果不能够正确理解或者解释欧盟乃至整个欧洲政治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及未来演化趋势，则难于理解、解释和把握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变迁规律和未来趋势，国际社会也难于找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解决方案。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承担大国责任、如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和变革，也需要准确把握欧盟政治经济演化规律和趋势，唯此才能够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国际发展战略并进行正确的科学决策。因此，使用超级博弈论方法，从国际大变局、不确定性困境角度分析欧盟的未来发展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大变局的宏观态势与微观基础
当代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这种国际大变局很可能是三百年（西欧工业革命以来）乃至五百年（欧洲殖民者发起的大航海时代以来）一遇的大规模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与变迁。国际大变局的出现，是各国政治经济激烈博弈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乃至霸权国家参与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产物，不仅涉及全球范围内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大规模调整与再配置，还涉及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制度和文化资源的大规模调整和再配置。因此，可以使用超级博弈论方法对国际大变局和大国博弈的结构和态势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
本文中的国际大变局是指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和经济财富配置出现的根本性的调整和变迁的情景和态势，洲际地缘政治经济单元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政治权力的根本性转移和重构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与变迁的核心，主要地缘政治经济单元之间特别是国家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财富创造能力、获得能力、分配能力和再配置能力的转移和根本性变化则是国际经济财富再配置的核心内容。国际大变局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中不同的政治经济单元在全球性政治经济博弈中的能力和地位的不对称变化与动态非均衡结构，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博弈的动态非均衡演化达到一定阶段和程度后便会诱发国际大变局的出现。當前的国际大变局具有如下四方面特点。
其一，国际经济财富创造能力的大规模跨国与跨区域转移。工业革命以来，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始终是全球经济财富创造力的代表，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始终是推进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引擎。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财富创造的新兴代表和推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兴引擎，中国先后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出口大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3年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东西方之间的经济财富的相对创造能力出现了此长彼消的演化态势。最为典型的便是现代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东西方相对地位变化，铁路与轨道交通技术由西方国家最早发明和推广应用，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全球铁路及轨道交通领域技术的先进位置，但这一状况已经出现彻底改变的态势，2018年中国高铁通车里程超过2.9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比重约三分之二，成为全球第一高铁运营大国和高铁建设及技术大国，而2019年2月美国加州建设的美国首条高铁则因为各种原因大幅度缩短甚至被舆论称为“高铁建设烂尾”现象[2]。另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在通信技术领域，中国高科技公司已经成为全球5G通信技术的主要引领者，欧洲和美国的通信技术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日益丧失。国际经济财富创造能力的相对优势正由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大规模转移，这是引发国际经济大变局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