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力”(power)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追求权力与国家利益目标是维系国家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利益由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国家所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多少。权力的增强意味着国家能力的上升，国家的能力上升则代表着国家利益的增加。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要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 lr.)提出美国在构建世界秩序时应重视硬权力(strong power)、软权力(soft power)的相互作用。软权力指：文化影响力、榜样影响力、制度和价值观念影响力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国际关系中如何运用软权力，正成为权力转变中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议题。今天有学者甚至关注起“粘性权力”(sticky power)的功能，强调其具有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共有特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相互依存时代，发挥“粘性权力”的作用，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考量。
关键词：权力转变；国家利益；维护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8)02-0077-10
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mty)来实现“权力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美苏两大强权通过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来稳固集团内部的向心力，激发集团成员国的政治信念，主导集团内的经贸秩序。两极格局解体后，冷战式安全威胁逐渐消失，随着两大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以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作为利益基础的美苏两大机制化联盟开始动摇。西方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的经济发展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成为全球共识，大多数国家逐步选择经济开放的发展模式来重新确定后冷战时期的国家发展道路，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分工与经济的再生长，全球化时代的各国政治经济实力的消长正在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
一、权力的基础
权力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它是解决近代以来一切国际危机的主要手段。权力本身是多维的。官不仅体现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也反映了国家意象、国民支持、领导能力等要素。地理位置、人口、自然资源、经济技术等是一个国家可以利用的特定资产和物质资源，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曾断言：“拥有最大权力的国家是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而人口要素是国家可以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潜在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尤其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资源(如石油、钢铁等)则是体现巨大权力的主要参数。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人均产值(GDP)的高低直接体现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国家科技能力代表该国在全球工业能力领导地位，国家的研发与创新制造技术能力，将有助于国家军事准备能力的提升。上述各要素是有形的、客观上可以量化的权力。文化、道德、民众意志、外交战略和领导能力是无形的，只能从主观认知上进行分析。美国国务院前情报研究中心主任雷·S·克莱因(Ray S.Cline)用下列公式来证明权力的积量。
Pp-(C+E+M)×(S+M)
这里，“pp”指上升到认知阶段的权力；“C”指权力的现实基础：人口和领土；“E”指经济实力；“M”指军事实力；“s”指战略目标；“w”指实现国家战略的决心。很显然，前三个要素是权力的有形来源，后两个要素是权力的无形来源。有形权力与无形权力相乘就是权力的总积量，比较美、苏(俄)中三国权力积量的变化。
人口是权力要素的重要维度，教育水平和生产技能的高低会成为国家权力的制约因素。中国的人口远远超过美国、前苏联和俄罗斯，如参照教育和技能要素衡量，则中国不及上述国家。但中国的基础权力呈上升趋势(如表2所示)，俄罗斯较前苏联有所下降。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依赖目标清晰、具有明确的执行步骤与高素质的外交官来实现，同样，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影响有形权力和无形权力的重要参数。
全球化时代信息革命改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英特网、计算机、通讯以及软件技术在金融、贸易、运输和工业控制及生产体系中的运用，大大降低了产业成本，改变了原有经济环境，使权力效率大大提高。广播、影视娱乐节目中展现的文化内容对软权力也产生重要影响。信息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权力来源。它不仅体现权力有形要素一面(经济、军事等)；也提升权力无形要素的重要性(社会政治因素和外交等)。
二、权力理论的变迁
从16世纪马基雅维利(Niccol6 Machiavelli)在《君王论》中倡言统治者应注重权力、精通军事；到17世纪霍布斯(Thomas Hobbes)强调国家必须有绝对权威，国际关系学真正探讨权力起源的是以E，H.卡尔(E.H.Carr)的《20年危机：1919年至1939年》为代表，该书将权力区分为军事权力、经济权力与观念的权力，并分析了这三项权力彼此互动模式与可能的限制。
20世纪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权力理论著述主要有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国家间政治》，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摩根索权力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强调“国际政治如同其他一切政治，也是一种权力斗争”。“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斗争是永无休止的。”重权力轻道德是摩根索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核心，在摩根索看来，权力就是“支配他人意志和行为的力量，追求权力既是国家实现目标的手段又是国家的最终目标”。根据摩根索理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国家利益为指南，“国家利益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实力”。在美国外交史上，无论是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的“遏制战略”，还是亨利·基辛格(Hey Kissinger)的“均势战略”，都可以看到摩根索理论的缩影。
结构现实主义权力理论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批判传统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基础上，修正了传统现实主义把追求权力作为国家主要目标的观点。根据华尔兹理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单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国际结构本身是一种力量，它制约国家的行为，国家并不能控制国际结构”。华尔兹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中心说，但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之间的均势主要是由体系结构决定的。“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与国际政治的历史经历一样，主要是研究各个时代的大国问题。”
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主权实体间的分权竞争，每一个国家在形式上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谁也无权指挥谁。国际政治体系实质上则是一个权力、斗争及和解的领域。⑧华尔兹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主要着眼于从权力在体系内分布的角度考察国际政治，强调国家不是谋求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