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圆桌谈
卢迎华(Carol Yinghua Lu)：你会怎样来描述你在此次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方式呢?就你自己的观点，你认为哪些方式起作用了。哪些没有呢?
比奇·库莱格(Bice Curiger)：我不是那种先选择一个社会学的、哲学的或者历史的观点或者理论，然后用艺术作品作为它的“插图”的一类策展人。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以一个可以立即将你推到艺术面前的主题作为开始。ILLUMinations这个主题涉及了关于光的古老主题。但与此同时，它也揭示了与国家馆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威尼斯双年展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就此而言，这个主题还是相当开放的，不仅抽象，同时也是真切的。我对启蒙观念中illuminating所具有的意义尤为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件好的作品所能产生的。我的策展思路是这样的：我在展览中更意于创造时刻，即此地此刻，艺术作品可以以有趣或者不寻常的方式进行互动。这就是“平行馆”(parapavilions)得以成行的原因。在我看来，他们‘实现’得相当好，而且我也尤为欣喜得是可以一直跟进我所发起得一些合作得演变(进展)。你刚才问了哪些没有被实现……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不过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卢迎华：那你对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看法如何?
比奇·库莱格：就我所了解的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的各个主题，我想强调的是，我将它们视为一种机遇——让公众能够获得在全球环境下(今年有89个国家参加)关于艺术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对于国际展的策展人而言(也包括我)，谁都不能假装在一年时间里(也就是让我准备展览的时间)成为一个全球的艺术专家，而这依赖于从各国来的专家带到威尼斯的为何。
卢迎华：作为参展艺术家。你如何理解和看待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题目?
宋冬：ILLUMinations是一个多重含义的指射。启迪、光与国家成为一个词汇，暗含着对“深度”的诉求，带有知识分子对当今艺术生态和政治生态的反思。卢迎华：你怎样看这个展览的策展方式和艺术家的选择?宋冬：我很欣赏把丁托列托的画作放在当代艺术展中，占据一进大门的首要位置，并且单独一厅。这也是关于“深度”的开始。另外很多年轻艺术家的介入，使得这种对“深度”的诉求得以广泛的延伸。是这项展览引发关于500年来对“启迪”的深思。
卢迎华：你怎样看待威尼斯双年展在艺术行业中的位置?宋冬：这个老牌的双年展，其地位显而易见。但随着各种双年展的全球泛滥，双年展曾经的权威性遭到挑战，事实上双年展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的艺术活动，充当着艺术以外的角色。当双年展衍变成利益的嘉年华时，即使再有深度，也会成为利益的陪衬物，被南来北往的停不住脚步的人们所视而不见。
卢迎华：如果让你来选择，你会选择哪个艺术家获得金狮奖?哪个国家馆获金狮奖?为什么?
宋冬：今年的金狮奖众望所归，《时钟》的获奖是对“深度”的嘉奖。而德国馆的获奖则表达了对从事多种实验探索并没有得到显赫地位的艺术家的尊重。
卢迎华：你一共访问过多少次威尼斯双年展?像在双年展的经验都是怎样的呢?对你而言。国际馆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这是我第三次到威尼斯双年展。我从2005年就开始和威尼斯双年展开始了缘分，2007年在威尼斯实施了一个平行项目。对我来说，要细数最深刻的印象是挺困难的。我还能再记起的作品包括在军械库所呈现的克罗地亚馆，它由WHW策展，将汤米斯拉夫·哥塔瓦克(Tomislav Gotovac)和表演团队BADco的呈在双年展的展出向了极致。由奥斯卡·图阿森(OscarTuazon)呈现了一种对国家馆而言更加可爱的方式，在双年展期间，户外馆(Pavilion Outdoors)囊括了一些事件以及表演，并且确实创造了与其他所有威尼斯的国家馆之间的断裂。
卢迎华：就整个国际馆来说。对你来说，哪些部分有效，哪些部分无效呢?
比利安娜·思瑞克：就加了下划线的“国家”主题而言，策展人极力想要着重利用不同策略邀请艺术家一同创造出围绕主要展出场馆的“平行馆群”(pam-pavilions)，并专门邀请了如印度、克罗地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拉丁美洲等国家在军械库的展出，每一个国家馆都由不同的策展人来策划。这些被选择进入军械库的国家并没有远远超越控制我们所在的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尤其是参照一下欧盟最近的政治版图。在一个通常的眼光中来看，印度的当代艺术一直在很多方面跟随着中国的步伐，从国际上的展示到经济的显现，于是这也是需求的一方面，并且能在军械库看到印度馆确实并不让人惊讶。今年的双年展中另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是“前南斯拉夫成员国”的出现，以及克罗地亚、黑山共和国、塞尔维亚等各个国家馆。而南斯拉夫馆已经变成了塞尔维亚馆。
今年，所有在威尼斯出现的国家都象征着向全球话语的开放，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也将获得欧盟候选成员的身份。在黑山共和国馆中，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Abramovic)作为开始，阿布拉莫维奇将黑山共和国作为她的家庭的起源地，与此同时，也象征着她自20世纪八十年代的作为东欧代表的回归。这再一次展现给我们的是欧洲所具有的更大的架构及其政治，但与此同时展现给我们的是接下来当代艺术实践将再次从这一欧洲地区出发。卢迎华：你今年参观了多少个国家馆?哪一些对你来说是脱颖而出的。为什么?
比利安娜·思瑞克：除了军械库的展览之外，确实有好些国家馆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冲击。可以说我看了绿园城堡的绝大多数国家馆，并且还去看了小城周围的其他馆。相当一部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波兰馆、巴西馆、瑞士馆、新加坡馆，也许就暂时说这几个吧。我想波兰馆是第一个推出非波兰艺术家的国家馆，雅艾尔·巴塔纳(YaelBartana)以及他的计划“欧洲将被感动”(And EuropeWill be Stunned)都深深的触及了十分敏感的波兰犹太人的问题，通过电影三部曲，探讨的是这个从过去走来的问题，并注视着关于这一问题在未来的一些时刻，以及当前正在中东发生的事情。
《巴西老兵的阿特尔·巴里欧》(Brazilian Vetemn’s Artur Barrio)则更多的回顾了他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早期的介入，很多都是利用非常便宜和可降解的材料，例如卫生纸、垃圾或尿液等。在机制化的系统中，艺术家们发展出了新的情景，他建立了与展览空间或画廊的关系，这作为艺术家的部分工作方法，已经被呈现在第二画廊中，也即是艺术家生存、豪饮和他所花在制作作品上空间中。巴里欧的实践再次展现了个体艺术家们的可能性以及他在艺术系统内部所扮演的非常独特的角色。
瑞士馆呈现了托马斯·赫史霍恩(Thomas Hirschhorn)的名为“反抗的晶体”(Crystal of Resistance)的展览，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