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院的道德教育与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借鉴
[摘要]传统书院道德教育基本理念是德育为本、修身为要，心忧天下、忠勇报国。其道德教育基本方法是提倡自修、格物致知，居敬立基、尊师重礼，务实求是、身体力行，规定戒则、敦促修身。这些对今天高校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书院；道德教育；高校道德教育；借鉴
学校教育首先要培养有德之人，这是教育根本目的。但多年来的应试教育使得中小学校实际上成了考试培训班，一切围绕高考指挥棒运转，孩子只要学习好一切都好，道德教育被抛在脑后，许多孩子有知识没文化，暴戾、偏执、自我，以致在高校还出现马加爵、复旦研究生投毒案这样的极端事件。高等学校亟需补上道德教育这一短板。在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中，道德教育被置于首位，并形成了一整套道德教育基本理念和方法。今天高校道德教育应该借鉴书院道德教育智慧，以进一步提高道德教育能力和水平。
一、传统书院道德教育基本理念和方法
（一）基本理念
第一，德育为本，修身为要
书院教育首在培养明礼有德的君子。理学大师朱熹创办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并制定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不仅影响中国各类学校，而且在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很有影响。《白鹿洞书院揭示》首先提出“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朱熹看来，做学问、做学生首在做人，“五伦”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因此放在学规第一部分。为了进一步指导学生成为有德之人，朱熹提出了“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修身之要”就是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也就是说要诚信，言行一致，尊重他人，控制自己的欲望，压制自己的怒气，不断改正错误，最终达到“至善”境界。“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就是说求学、科举、做官的目的不是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实现道义，实现社会正义。“接物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些教诲至今仍是金玉良言。
另一个著名的书院学规，乾隆年间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则进一步提出了行为要求，其规定：“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项；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早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这一学规只有18条108字，前六条讲如何为人，后六条讲如何为学。在前六条中，学规把中华民族尊敬老人、尊重师长、节省尚俭、互助友爱等传统美德融和、凝结于一体，贯穿于日常生活学习之中，使学子在日常举手投足间不自觉的提升了个人品德素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升了人的道德素质、美化人的行为。同时对讦短毁长、损友肥私、游手好闲等不良品性进行了鞭笞，劝导学子力诫这些“恶行”，这同样是修身养德的重要举措，德化不仅要养善，更要除恶务尽。可见，书院第一要务是学子道德培养。
第二，心忧天下，忠勇报国
书院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封闭之所，相反，书院从其初建到发展壮大过程中，一直都秉承扭转学术风气、关心天下时政的传统。南宋朱子一派学子，议论政治关注时政盛极一时。明末江苏的东林书院是“关注社会”的突出代表，创始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丽泽堂所题的楹联为人们所熟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因为其学术主张切中时弊，更重要的它把学术活动同关注时政密切结合在一起。
关注社会，关注时政不仅要关系国家大事，更要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管理中各种具体事务。明天启年间浙江瀛山书院制订的学规有“通务”一节，要求学子对当时诸多时政都有留心学习：“时务所急，如宗室日衍，卫所日耗，征榷日烦；边政所关，如边圉之要害，蛮獠之错处，沿海之倭奴；漕运所经，如海运胶河；水田太仓所资，如盐法、开纳；田赋所稽，如黄册实征；兵食所需，如屯田牧马，民兵招募；土著风俗所系，如禁侈靡、抑末作、驱游食；闾阎所重，如行乡约，编保甲。诸若此类，虽未能一旦周知，须考之往古，参之时制，稽之奏议，访之先达，辨之师友，酌之胸臆。”[1]当时明朝的具体政务如卫所、漕运、抗倭、田赋等都要求学子认真学习，以便将来更好为社会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书院关心时政的教育理念不只是心忧天下，使学子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更提倡忠勇报国，这在动荡时期表现更为突出。南宋理学家张栻上书孝宗皇帝积极要求抗金，并在其主持岳麓书院时将这一思想贯彻到书院教育中。明末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与郭金台、王夫之等聚结而成爱国主义群体，坚持抗清斗争。革命志士陈天华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和求实书院，深受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理念的影响，在留学日本期间，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以血泪之声，深刻揭露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影响甚大。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为抗议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迫害，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共讲爱国”。书院名师和学子凭借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保家卫国行动中去的行为都是心忧天下忠勇报国这一教育理念的最佳体现。
（二）基本方法
为实现书院教育理念，与之相关，书院形成了独具特色教育方法，主要体现在一些几个方面：
第一，提倡自修，格物致知
书院教育非常重视发挥学子积极性，提倡学子自修自省，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朱熹就大量涉及读书方法的指导，以他的读书法六条为代表。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通过这样的深入探讨，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经典的意义，不自觉地在经典中涵养道德素养。在横城义塾的学规《义塾纲纪》中有关于讲学和修学的规定：“每日昧爽闻鼓而起，升堂会揖毕，长、谕就诸生中签三人以隔日所读书，其对本各随所见详解说大义一遍。其通否则正之。诸生各执经以听，有疑问者，有见者说。”[2]就是说书院的老师会以抽查的方式来检查学子的读书情况，每次均抽查三名学生来讲解其对所读内容的理解，其他学生则在旁听后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者陈述自己的观点。格物致知是自修自省的重要方法，有的学规中直接规定要求学子格物致知。明天启年间订立的《瀛山书院学规》中有：“格致者，圣经八条之先务，古今理学之关键也。……内外兼该，格致之义真至微至妙者也。学者格一物即致一知，日积月累，豁然贯通，按之心，有全体证之。世有大用，方是物格，方是知至。”[3]因为格物致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故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格物致知，自修和格致自然成为书院教育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