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初女性自杀影射出的婚姻与教育问题
【摘要】1920年10月19日，长沙发生袁舜英自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包办婚姻、男女教育问题的讨论。有人指出包办婚姻是致死袁舜英的原因，有关应否离婚的讨论也形成浪潮；还有一些人极力抨击男女教育不平等这一现象，呼吁施以男女平等的教育，令女性有更多机会与男性进行正常的自由的交往。另外，知识青年应否让旧式妻子接受教育也成为讨论的热点。
【关键词】袁舜英自杀 新式青年 旧式妻子 婚姻 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 -0021-03
一、袁舜英自杀事件始末
1920年10月19日，湖南长沙周南女中女生袁舜英在学校水池中投水自尽。事发后，“登时校中大乱” [1]，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对于这一自杀事件，长沙《大公报》进行了连续一周的跟踪报道和评论。死者袁舜英为周南女中高等一年级学生，“曾在乡间职业学校肄业”[2]，她的丈夫李振鹏为雅礼大学的本科生，在周南女中兼课。事件起因于袁舜英在李振鹏上课时去教室找他，令李极为不满，“寄函督责”，袁看到丈夫指斥的信件后，“羞愤轻生”[2]。事件本身的经过并不复杂，但若剖析事件发生的背景及来龙去脉，会发掘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1、事发前
李振鹏与袁舜英的结合是包办婚姻的产物。李振鹏家境殷实，“家产除田地之外，有三个布铺，两个在靖港，一个在省城”[3]，而袁舜英家里很贫穷，未读过书，且“貌陋足小”[2]，幼时由父母托媒许配给李振鹏，于是两人自然而然地顺从了这种指配，但是他们的婚姻“并非出自两方面之自己愿意，乃一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亲朋之勉强劝和”[4]，二人在四年的婚姻生活中，仅有两个月同居时光，未有孩子。
民国四年九月，两人正式结婚，起初夫妻关系和睦，且“女士性情温和，也很得姑的欢心的”[3]。民国五年至五年半，因为李振鹏在外读书、眼界渐高的缘故，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且“屡有小冲突” [3]。民国六至七年，李振鹏暑假回家，开始不满于袁舜英“乡里大娘”的样子，要求她去读书识字。民国九年，李振鹏想让袁舜英进城读书，遭到母亲反对。民国九年下，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将袁舜英送到周南女中读书，并亲自请求校长减免学费，最后以李振鹏答应留校教书为条件达成协议。进校后，李振鹏屡次教育袁舜英，“你不要再学那乡里大娘的样子，总要学城里的女学生。又说你当要注重英文。”[5]袁舜英也尽力按照丈夫的要求改良自己，“入校时梳一个巴巴头，后来改梳辫子，又改梳盘头，都很不自然的。性情尽然是柔和的很，读英文特别发愤，读书也用死功。”[5]
2、事发中
1920年阴历九月初旬，袁舜英得知娘家父亲病重，需回家省视，但因电话联系不上，便亲自去雅礼大学请求见李振鹏，依旧未果。她下乡几天后进城读书，在李上课时去学校找他解释，只说句：“我在乡下来，想和你说说话好不好。”[1]李振鹏听后便走了。后来李振鹏托陶斯詠女士将一封信转交与袁舜英，袁舜英“看完信，连说：‘坏了坏了，就是这件事坏了。’说罢，便痛哭起来。”[1]她向陶女士哭诉日子“不好过！”“并且这功课我也读不来。”[1]经陶女士劝说后自去睡了。第二天清晨，即10月20日，学生周杰在学校池塘发现袁舜英的尸体。“周南女校女学生，因受此重大刺激，心理上颇现不安现象，对于旧式社会旧式婚姻及旧式教育，不免现出一种怀疑恐慌之态度云”。[4]
3、事发后
事发后，李振鹏由两人搀扶来，但没有哭泣。“他对陶学监的第一句话，便是请求毁灭逼袁女士自杀的信件。”[1]但书信已被袁女士撕碎，经人补缀后，得全文：
“你以后有事可写信与我，请你告诉朱超女士。凡话可告诉我，就可告诉朱超女士，由朱君可再告我。你今日从家来你有什么事，跑到讲堂里来。你不知事，你晓得那个是先生，那个是学生。你下次再要如此，就请你下乡，或者我就辞职不教了。我在这里，朋友太多，事也不少，我实在不喜欢。你要若干钱，请你写信告我，不是到讲堂里来有拿的。你有多话说，也可以写信，也不能到讲堂里来说的。你进周南，我已说清，能改良就好，不能改良，就回家去算了。此问近好，你的兄弟字十月十八日。”[2]
在信里，李振鹏多次指责袁舜英不应直接与其交涉，认为有失体面，而且署名为“你的兄弟”，在这里需说明一下，李振鹏对外一直称袁舜英为其表姐妹，而不称妻子，信中的朱超女士为校长之侄女，因熟悉校中情形，又善于交际，便负责新生的招待工作。李振鹏也曾对朱超女士说袁舜英为其表姐妹，刚从乡下来，请求她多加照拂。[4]
妻子袁舜英死后，“震鹏对人说：‘他死就应该，要死在那里（在省父疾时死）不应该死在城里。死在城里，丢我的脸。’……当灵柩下乡的时候，震鹏并不想随灵柩下乡，总由戚友劝告，方才允许。”[1]可见二人感情何其淡漠。
二、有关婚姻问题的讨论
大约在袁舜英自杀事件发生一年前，长沙发生过赵五贞自杀事件[ 事件大致经过为：女青年赵五贞由父母包办许配给古董商吴凤林，赵五贞极力反对，不得已请求延缓婚期，但均遭到父母拒绝。1919年11月14日，在迎娶路上，她割断喉咙自尽于花轿中，向包办婚姻制度做了最后抗争。]。除此之外，民国女性自杀事件颇为频繁。针对这一现象，社会上掀起讨论浪潮，惋惜、谴责、愤慨的声音纷纷席卷而来。尤其针对“袁女士为何自杀”这一话题的论争不绝于耳。首先，有人将笔锋直指罪恶的包办婚姻，“此种强迫婚姻，实为致女士于死之一个原因。”[4]李振鹏与袁舜英的婚姻并不是源于自由恋爱，而是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大公报》中很多报道来看，李振鹏与袁舜英之间的爱情基础十分薄弱，李对袁的态度是嫌弃甚至厌恶，“我夫对我说：我程度若仍无进步，便不要我了”[2]，从袁舜英的这句话中可观端倪，另外，《李振鹏逼死袁舜英女士的真相》一文中也提到，曾有一次，袁舜英说了一两句令李不称心的话，李振鹏“便将他一推大骂道：‘此种举动（乡里大娘的样子），此种言语（不能说爱皮西提），不愿和你做夫妻。”[3]罪恶的包办婚姻，将两个没有爱情的人捆绑在一起，知识青年看不惯小脚太太的样貌打扮，嫌弃她没有知识，而旧式妻子由于受“旧思想的中毒太深了，一时不能感化”[6]，宁愿默默忍受丈夫的蔑视和身体与精神双重的虐待，在无爱的婚姻里踽踽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