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宗族研究的新探索
摘要：在中国家祠文化·天柱论坛上，专家学者们以贵州清水江流域为中心，对祠堂、族谱等宗族文化进行深入挖掘与整理，探讨其传承与保护、开发与利用的方法、路径及其实践。论文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清水江流域苗侗少数民族地区宗族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族研究提供了新案例。
关键词：宗族；祠堂；族谱；清水江流域；西南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1-0130-07
2016年7月8日至9日，由凯里学院和天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家祠文化·天柱论坛”在天柱县召开，来自厦门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哈佛大学、西南大学、上海社科院、暨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吉首大学等国内外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地方党政部门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相关论文79篇，其中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的研究论文52篇，占66%。与会代表通过大会主题演讲、小组专题讨论等形式，围绕宗祠及其开发与利用、族谱及其宗族教育、宗族组织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现将会议论文及发言综述如下。
一、宗祠与地方社会研究
宗祠，又名祠堂，作为宗族的象征，它既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亦为族中各种大型活动的公共空间。人类学家林耀华曾指出，研究宗族应该首先从祠堂入手，因为“家族的祠堂，原为家族的宗教机关，家族逐渐发展到宗族，祠堂也渐渐地扩张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机关了”[1]。
（一）宗祠研究
宗祠作为主题之一，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中国艺术研究院查振科博士探讨了中国宗祠文化的社会价值，对当代宗祠文化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当代宗祠承担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责任，要建立新型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家族内部人际关系，宗祠内应有与自身传统一脉相承的现代生活内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黄忠彩秘书长讨论了在宗亲文化建设中政府的职能问题，认为要认清宗亲文化的社会功能，注意宗亲文化不是封建文化，政府对宗亲组织、宗亲活动要规范，把握好宗亲文化发展的方向，要以法律和伦理道德为准绳，对宗亲文化要划底线，对优秀成果要表彰和支持。吉首大学苑婉秋认为，宗祠供设祖先神主牌位，是祖先安灵之所，象征着祖先存在，因此，宗祠也就成为了祭祀祖先的场所。不仅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还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宗祠崇拜也就是一种祖先崇拜，所以宗祠崇拜强化了宗族的认同与凝聚力。浙江工业大学粟丹副教授以祠堂为视角，探讨了如何建设孝道文化。贵州省社科院黄才贵研究员讨论了宗祠文化与侗苗文化的关系。
在地方宗祠研究方面。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对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与地方社会秩序进行研究，认为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刻载着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与人工营林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二者相互作用，使得宗祠文化成为清水江地方文化的标识。在木材流动的“江利”纷争时代，国家对地方的治理依托了宗祠文化进行地方的“儒化”，在宗祠文化的规约下实现林地产权稳定维护了该区域人工营林业的发展，地方社会精英在“文字入疆”的引领下，以林地契约与地方教育的方式规制了地方社会。使得清水江下游社会宗祠文化在地方有序化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推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认为，宗祠内的祖先牌位、匾额、碑刻、戏台及其相应建筑，是宗族的文化表达形式；在天柱地区，为什么称家祠而不称宗祠或房祠？祠与宗族、房、家之间的关系等提出自己的见解。贵州师范大学徐晓光教授认为，天柱宗祠的特点在于：宗祠文化是汉族文化，由于清水江历史变迁，侗族也有宗祠；宗祠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但天柱却有少数民族的和中西合璧的宗祠；在对比北部侗族地区的宗祠与南部侗族地区的鼓楼后，认为两者虽然建筑形式迥異，但其功能与组织形式是相同的。贵州大学马国君教授对清水江流域宗祠概况及其功能进行探讨，认为贵州省清水江流域目前留存历史宗祠多而密集，其尤以天柱、锦屏两县为最；研究这些宗祠历史和社会功能，对于探讨其地方社会发展，挖掘历史传统优秀文化，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吉首大学吴寒婵认为，清水江流域的宗祠建筑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修建背景所体现出的是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而宗祠作为家族教育的主要场所，其族规族训都对族人有很大的教育警省意义，直至今天依旧发挥效用。锦屏县史志办张继渊对贵州锦屏宗祠文化进行探讨，通过对贵州锦屏宗祠的修建、遗存状况的初步考察，简略叙述锦屏县境宗祠的兴起、分布、特征及其功能，以及探索当前形势下宗祠文化的抢救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及转型发展的路径。锦屏县学者杨秀源通过对贵州清水江下游宗祠兴起、遗存及保护的考察，剖析这一区域宗祠的功能及其演变，并就宗祠作为承载祭祖溯源、联宗收族、劝谕教化、宣示文化的平台进行审视。聂振强认为天柱家祠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复合体，主要体现为中原文化、西方文化与土著文化的相互融合。清水江家祠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和大文化背景下，实现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吉首大学向兰丽从国家、地方精英、民众三个方面对清水江中下游流域宗祠文化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宗祠文化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凯里学院姚德扬对清水江下游拜祠祭祀进行初步研究，认为在拜祠祭祀过程中，可以对子孙后代进行道德教化，培养他们的伦理、秩序意识，心怀感恩，不忘宗族之源，从而增强宗族的凝聚力。此外，罗国惠讨论了天柱县宗祠文化的特色，吴厚征对天柱宗祠文化的内涵与社会功能进行了讨论，姚敦屏对天柱宗祠文化保护与弘扬进行了思考，龙厚奎对天柱宗祠文化走进职校课堂进行了有益探讨，罗福松讨论了宗祠文化传承与人才成长之间的关系，刘才洲对天柱宗祠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思路。
在宗祠个案研究方面。吉首大学武佩以湘西州永顺县列夕村董氏家族为例，对宗祠文化的社会功能进行讨论，认为宗祠文化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慎终追远的孝思，而且对于族人人格的养成、家族内部凝聚力的形成甚至地方社会的稳定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吉首大学戴宇以贵州省册亨县八达村为例，探讨了宗祠文化的地方化与社会功能，认为宗祠是族群延续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在汉族社会人们通过修建祠堂、在祠堂中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来表现血缘关系的传承，对于自我的认同，从而加强自身文化的认同；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虽然没有专门修建祠堂，但是通过其他方式依然存在宗祠文化，同时对于村中族群的生存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凯里学院管庆鹏以天柱县高酿三寨《罗氏宗祠记》为例，对天柱地区罗氏源流、修谱、建祠、维修、春冬祭祀等宗族活动以及天柱地区罗氏祠堂供奉始祖之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高酿三寨罗氏宗祠在某种程度上比罗氏其它宗祠发挥的作用更大，且有成为天柱周边地区各房认同对象的趋势。贵州大学王勤美博士以锦屏县新化所村闵氏家族为中心，将家族发展历史置于区域历史脉络之下，以清至民国不同时期的祠堂活动为主线，讨论以祠堂为代表的空间物象如何成为家族权力的象征，并以此彰显村落地方文化秩序和政治格局。天柱县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蒋家林以天柱三门塘刘氏宗祠为例，对宗祠建筑特征与文化价值取向进行了思考，认为刘氏宗祠的设计具有中西文化风格，这种风格根源于明清时期开始对本地区具体实施统治、祖先来源于中原、设计建造者文化底蕴、刘氏家族经济文化深厚的完美结合，暗含了从小家到国家、民族之间交往融合同化的现象。此外，刘慧桥以高酿镇家祠为例，探讨了天柱家祠文化的社会作用。周崇蕤、周道洪对天柱雷寨周氏宗祠进行考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