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老西藏的雪域经历
我和丈夫同时穿上绿军装
在刀光剑影的年代，无论男女结了婚再去参军打仗，怕是屡见不鲜的事；但在非战争年代，带着儿子与丈夫同时入伍、且投进无形战线的特殊行列，恐属不多。可我就曾有过如此值得回味的人生经历。
共和国的诞生，给我这个穷乡僻壤的女孩带来了曙光。在那重男轻女的恶习尚未完全改变而又十分贫穷的年代，老师的鼎力支持和助学金的帮助，使我有幸进了学校并带着红领巾和团徽顺利成长。初中毕业时因家境拮据，学校只好保送我去读那时还不太被人看重的师范学校。按理我也该像我的大部分同学那样，一辈子做一位托举未来的人民教师。可命运却给我做了另外一种安排——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师毕业后，学校又保送我去当时由邓小平同志命名、由司令员张国华将军兼任校长的西藏公学(即现西藏民院的前身)读书，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由此而奠定了我以后当兵的基础，并注定了我这一辈子都与民族工作结缘，而且又有幸与经历类似的我先生相识而相知。可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
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们近300同学打上自己的被盖卷，分乘一二十辆敞蓬大卡车，浩浩荡荡翻越千年冰封的唐古拉山，颠簸了十几天才抵达拉萨。从不知言苦的我们稍事休整后，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去西藏各地、县工作，我俩与少数同学则被留下，又进了由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任校长的西藏自治区地方行政干部学校，专修古藏文。此间，由于印度蓄意向我挑起边界冲突，我们被迫打起了震惊世界的边界自卫反击战。由于战争的需要，当时的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军动员我们时刻准备支援前线。因此我们全都领到了一大堆军用物品，并摩拳擦掌地等待着出发的那一天。但是，自治区和军区领导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确定我们留下继续完成学业。我们自然都很遗憾，因为我们失去了一次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结业后，我被分去西藏自治区公安厅搞技侦，老伴则被分之自治区党委给苗丕一书记当秘书，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山高水远，其间父母相继去世，也未能最后晤面)。那时正值部队需要开展一项军事调研工作，经过严格挑选，已经步人而立之年、儿子也快3岁的我们，这就穿上了做梦也不曾敢想的绿军装，由此而开始了在世界屋脊上无形战线的军旅生涯。
而且这长达10余年的军营生活，其中又有好几年是在我国驻外大使馆度过的。因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需要在境外开展，这既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友邻关系，又涉及敏锐的民族问题，隐秘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加之当时正值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的前后，国外敌对势力反华、反共的浊流还比较器张，需要特别细心和讲究策略。因此，作为外交官员的我们，既要不折不扣地做好使馆分给我们的日常事务，还千方百计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要在军而不言军，更不能穿军装。我们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广泛开展调研活动，为上级决策提供了一些可靠的依据，为此而得到首肯和表扬。
当然，我们的辛苦和劳顿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外人不知就里，满以为在国外工作，是十分潇洒和极其风光的。当然，与国王、首相握手，和国内外要员合影不是没有，喝茅台、吃西餐也是常有的事；但那纯粹是为了工作，而且更多的时候则是埋头苦干。因为安顿孩子等原因，老伴先我一步出国，双重工作的重负压得他排血尿，三十出头就开始白发、谢顶。即便后来我们联手一起工作后，每当我俩单独外出调研时，因为毕竟不是在国内，活动范围有限、安全系数更小，所以总是提心吊胆地怕被坏人跟踪或暗害。即或是觥筹交错时，我们也不能开怀畅饮，只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送走客人后，再累也不能忙着先休息，而是赶快提起笔来写材料，如有特别重要的情况，不分昼夜还得马上报告国内。而每月一次的信使的到来，则既使我们高兴万分，又使我们忙碌无比。高兴的是又可收到抵得万金的家书，从而获知魂牵梦绕的、被重重关山阻隔的宝贝儿子的最新信息，我俩往往还会为一些报喜不报忧的“谎言”而高兴好些天；辛苦的则是，信使又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或紧急任务。而且必须在信使停留的一两天内办完交办任务、赶完要交付信使带走的所有重要材料。为此有时我们忙得通宵达旦，想给儿子说的心里话纵有千言万语，也只有放在最后草草几笔了事。那时，工余不能随便上街，活动十分单调；工作时连看文件、交换意见等都得采取特殊的防范措施。所以尽管有红皮护照的保护，但也总是感到别扭，并有极大的压迫感和寄人篱下的不安全、不自由感。日夜思念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亲人和骨肉，更还有可爱的祖国和对自由的特别憧憬。因此，连有时偶尔穿越长途回到边境上办事，也能特别感到祖国怀抱的温暖，什么路途的颠簸和泥石流等意外，以及土匪的袭击等等，通通不在话下。
几年后当我们完成任务返回时，一踏进国门才更是备感久违了的祖国的亲切、可爱和行动自由的可贵。那时大儿子已快八岁，小儿子则过了大半年才出世，我们又继续搞了几年境内工作。之后，将两个儿子也接到“脚下垫块石头就可摘满篮星星”的第二故乡，经年家分四处(老伴长期在广州，我在拉萨，大儿子在成都八一校，小儿子在彭州乡下)的一家人这才真正团聚在一起。但老伴仍然经常往返于拉萨与边境之间，时常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栉风沐雨，历险和定时吃不上热饭是常有的事，因此他的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十分严重。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俩的心脏和脑血管都有了些问题，两个孩子的高原反应也不轻，思忖良久我俩主动提出了转业要求。于是八十年代中，经组织批准我们这才结束了雪域高原二十余年的艰苦生活，叶落归根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驾轻车就熟路从事于民族工作，直到退休。这就是我们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融汇进共和国、倏忽而去的几十年所走过的历程。
青春无悔的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了过去的奔波与辛劳，闲暇时光读书看报、种花养草、练字对弈或漫步出游，亲近大自然，成了我们享受美好人生的极大乐趣。还时不时地打打电脑，写点散文、随笔或小诗，自警自策、自得其乐地安度晚年。而今，祖国母亲正值盛年，我们也才年届花甲。伴随着共和国成长起来的我们，总觉得祖国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而自己为祖国奉献得太少太少。我们愿意紧紧地牵着亲爱的祖国母亲的手，共同迈向新的世纪。
在藏20余年，有几件事让我终生难以忘怀。
永远铭记谭冠三将军的名言
《西藏风云》开头几集中，有一集表现原18军在奉中央之命，进军西藏前夕的誓师大会上，作为这支队伍主要负责入主一的谭冠三同志，激动地向广大指战员敞开胸怀，宣称如果将来有一天他死了，就把他的白骨埋在西藏。这不是杜撰，而完全是事实。因为现实生活中，谭冠三将军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这句话，以至后来成了全西藏军内外干部战士人人皆知的名言，而且我曾有幸亲耳聆听过这句壮语，并铭记终生。后来所在部队由于环境的艰苦和任务的艰巨，几乎每年都要因公致残或牺牲一名干部战士，但也并未动摇我们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决心。
那是在1960年的9月，西藏举办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全区运动会上。当时我还在由邓小平同志命名、张国华司令员兼任校长的西藏公学读书，课余任校代表队的女排队长。在老师的率领下，我们参加了这次盛会，而且仅以一分之差，屈居这个项目的第二名。虽然没能拿到冠军，队员们情绪有些沮丧，但是运动会闭幕后的参观和联欢，还是让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有幸第一次逛达赖喇嘛的冬宫(布达拉宫)和夏宫(洛布林卡)，而且还第一次见到了谭冠三等西藏的军政领导。
就在那次运动员的联欢会上，谭冠三将军代表自治区筹委会和军区领导讲话时，鼓励我们要锻炼好身体，保卫边疆、建设西藏，扎根边疆、开花结果。紧接着他就笑吟吟地举着拳头，十分动情地大声对我们讲：“将来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把我这把老骨头埋在西藏!”尽管那时风华正茂的我们，还没有更多地考虑到身后之事，但是我们却对这位老将军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他这番气壮山河的决心和豪言，使我们备受感动和鼓舞，刻骨铭心一辈子难忘。后来合影时，作为西藏当时第一所大学——我们学校代表队的运动员们，正好都围坐在老将军的周围。他与我们一一握手，还给我们讲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开心极了。尤其是他的平易近人和对西藏的无比热爱、一往深情，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而且谭冠三将军本人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生前，他与张国华等，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建设呕心吐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去世后，果真按其遗愿，将遗骨埋在了拉萨西郊的烈士陵园，令人景仰不已。
若能有幸，当我有一天长眠之后，能将骨灰撒向皑皑雪山，滚滚雅鲁藏布江之中，我将含笑九泉。
永远难忘我的藏族房东巴底拉
电视连续剧《西藏风云》的片尾曲中唱道：“氆氇小帐篷，牛粪火红红，酥油灯儿亮……”亲切的歌声打动我的心弦，并将我早已尘封的记忆打开，把我又带回到那三十多年前一个诗画般的仲夏之季。在拉萨这个碧空如洗、云雀高唱、山青青、水绿绿的黄金季节，我这个刚从内地进藏不久，专修藏族语言文字的大学生，有幸第一次走进一位普通西藏劳动妇女的家，并在西藏底层老百姓中间，生活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亲身感受到了藏汉民族间兄弟姊妹般的美好情谊。
20世纪60年代之初，我们近300同学，从西藏公学毕业后，大部分同学为民主改革所需，被分去西藏各地做了基层干部，只有我们十几位同学被留下继续专修古藏文，由名活佛给我们上课。其间，为了锻炼我们口语的说、听能力，学校将我们下派到拉萨附近堆龙德庆县的几个乡，搞基层政权建设的普选试点。因为这既是实习，更是为了试点工作，所以当然也得按照当时下乡干部的规定，必须与老百姓“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这才结识了我的房东巴底拉(“拉”在藏语中是对人的敬称)。
我们一组同学在东嘎乡实习，与当年十八军开垦的河滩地，即后来的八一农场紧相毗连。我与另一位女同学被安排在一位单身藏族妇女家。据乡和村的干部介绍，这位妇女名叫巴底拉，原是领主代理人家的女奴。我觉得她的名字有点与众不同，于是便好奇地询问其含义。他们说，以前的农奴哪有什么像样的名字啊，还不是主人随心所欲地命名一个就得了!她的名字就是一种茶名，我“啊”了一声说，“怎么会是这样呢?”他们说，“真的就是这样”!
原来一无所有的巴底拉，“民改”时分得了士地和一头奶牛，还有一间住房及其他一些简单的生产、生活资料。她那间小屋里，除了灶台外，只有一个睡觉的厚垫子和一个吃饭的小藏柜以及一些粮食、干牛粪和小农具等。屋子小是小，但收拾得还算清爽。据说，她性格有些孤僻内向，平时不太爱言语(这大概是长期做贵族家奴所养成的性格和习惯吧)。因此初始，我与同学都小心翼翼地与她相处。但处久了方知，其实她是个很随和的人，且质朴、勤劳而又善良，对我们还极其友好，又特别重情谊。
酥油茶本是个好东西，而且当时供应有限，老百姓不见得每天都能喝得上；但不会喝的人，开始怎么也接受不了那个气味。巴底拉知道我俩还不会喝，就用她挤的牛奶每天给我们做奶茶喝。她知道我们不吃蔬菜不行，就千方百计给我们搞点菠菜、小白菜做汤拌糌粑吃；她还从田边地角捡回一些间苗废弃的莲花白枝叶，用她的奶渣水加上盐巴给我们做“泡菜”。我们偶尔去县上开会或办事，当然不会忘记去县委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