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公共服务的基础理论梳理与框架构建
【摘 要】 体育公共服务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公共服务供给是公共服务的核心问题。本文针对目前社区体育存在的问题，试图从追溯世界公共服务发展的脉络做起，并对其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归纳，认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理论基础包括：国家管制、公共选择、提供与生产分离、交易费用、多中心治理等8种理论，它们构成了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理论的体系框架。
【关键词】 体育公共服务；理论梳理；框架构建
一、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进一步发展，是对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新认识， 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而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是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和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社区成员享受现代文明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体育公共服务在整个公共服务领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民生民权建设的重要表征，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应有机制。
2014年，本课题组通过对陕西省8个地市239个城镇社区体育现状的调查与访问。并通过对陕西省社区体育结构性影响因素的逻辑反向推理分析， 认为陕西省城镇社区体育结构性变量的路径，总体上呈积极的正面影响。 但与快速发展的社会体育事业相比，有不少方面仍然滞后。基于对存在问题的深度思考，引发了从社会学、经济学、公共行政学的视角对公共服务基础理论的梳理，并就如何优化服务进行框架构建，试图丰富研究理论，启迪思想，以创新、突破体育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缺憾。
二、公共服务供给是公共服务的核心，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
公共服务是指公共部门为了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生产、提供和管理公共产品的活动、行为和过程。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体育与休闲等等。“供给是公共服务的核心问题，但不代表公共服务的全部问题。公共服务供给是指公共服务主体输入资源将其转化为具体公共服务绩效（输出）的过程”。[1]
由于专门研究公共服务理论基础的文献不多，部分文献将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服务供给理论混淆。[2]有的研究文献基于供给模式的角度，按政府供给论、多元供给论、多中心供给论对公共服务供给理论进行了梳理，但由于侧重于供给模式，更多地是对实际操作的总结，理论深度不够。[3]
本文从当今世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潮流出发，按发展脉络追溯其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在社会学、经济学、公共行政学等学科中梳理出以下八种成熟的理论，视为公共服务供给的理论基础，力求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框架，使之既有益于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的建构，也有助于引导体育公共服务的实践。
1、国家管制理论
政府历来是公共权力的代言人，是法律执行的主体和民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因此，对公共服务的提供进行垄断或者支配成为了一种惯性的路径依赖。典型代表有霍布斯的国家学说，萨缪尔森的公共支出理论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根据国家干预理论的观点，认为市场会存在“失灵”现象。市场失灵主要是指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存在许多的局限性或缺陷性。因为市场不能解决好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因此国家管制就是最好的服务。[4]
2、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由公共服务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论引申出来的。由于行政机构的官员也是“经济人”，官员们会以行政机构的名义追求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并使之最大化，这必然导致立法机构或财政部门预算的最大化。[5]政府部门预算规模膨胀的直接后果，一方面会导致人员和行政管理费用急剧增长，人浮于事，过度开支；另一方面会导致在忽视或未能真正掌握公共需求的情况下，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全部或局部过剩，高于社会实际需要，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削弱公共服务的投入产出效率。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服务预算监督的弱化等因素，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可能会呈现出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低效。由此引申出了公共选择理论。
3、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分离理论
制度分析学派的奥斯特罗姆、蒂伯特和沃伦于1961 年首次提出将公共服务供给划分为提供（provision）和生产（production）两个环节[6]。萨瓦斯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他解释说：提供，一般是指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种类、数量、质量、优先次序等做出决策，筹集资金并安排和监督生产。而生产则是指把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更加技术化的过程，包括设计、建设、制造、维护或经营等，其核心是投入产出的效率。[7]两个环节可由同一主体完成，也可由不同的主体来分别完成。该理论为多种供给模式同时存在奠定了基础。
4、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科斯在1960 年提出的，他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谈判和达成契约需要付出的费用。阿罗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8]威廉姆森提出了影响交易费用大小的三大因素： 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不确定（uncertainty）和交易频率（frequencyof transaction），这使交易费用理论发展成熟。[9]按照交易费用理论，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或模式是否应该被采用，取决于该种机制或模式下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是否最小。[10]也就是说，在收益相等的前提下，应该选择成本较低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允许各种供给模式同时存在。
5、新公共管理理论
20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胡德将这一改革运动命名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并进行了比较总结和理论概括。[11]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以追求“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效能为基本目标，应体现以下理念：（1）政府在公共服务中是“掌舵”而不“划桨”。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应该把决策和执行分开，削减政府规模，减少开支。（2）更加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和效果，重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为此，应明确实施公共服务绩效的目标控制、测评与评估。（3）强调公共服务的顾客导向。公民作为“纳税人”，是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顾客”，政府应把自身看作负责任的“企业家”，奉行顾客至上，重视公众的满意度。（4）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供给中。（5）在公共服务供给中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手段。如强调成本效率分析，推行服务承诺制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