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西学东渐以来，宪政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和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期间的经验得失，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重做整理工作，但还有进一步推进和拓展的空间。本文的作者通过对梁漱溟思想的研究，重新释放出理解政党、宪政和社会关系的空间。认为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对梁漱溟希冀通过乡村建设来抵达宪政之思想的背离。
今天坊间和学术界的梁漱溟热，鲜有讨论他的宪政思想及其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其实抗战前后，梁漱溟对宪政和政党问题有大量论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
梁漱溟的口号是“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因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本。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一直无法成功，就在于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寄托在宪法条文上，而是寄托在政治习惯上，西方政制在中国社会是无根之物，所以无法成功。所谓宪政是自由权之保障和参政权之取得，应该是来自人民的运动。但是中国的宪政运动，却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动机，是出于民族立场，属于民族自救运动，是百年来世界大交通之后，基于外在压力的产物。宪政对于欧美是目的，是从社会内部问题逼出来的，而我们的宪政运动是受外界打击而产生的维新改造运动，却是手段，不是社会本身的要求。三民主义，外求民族解放，内求民权与民生，内部的问题也是由外部问题所引发出来的。这是中国宪政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中国的社会主体是乡村，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培养出新的政治习惯，努力使得新的政治制度自下而上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创建出有力量的社会主体和政治。“欧化不必良，欧人不必法”，这才是民族的觉醒和自觉。
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邹平的乡村建设陷入危机。韩复榘当局加速了对农村的剥夺，要壮丁、要枪支、派差派款，梁漱溟乡建中地方民兵的自治力量，则成为当局直接抽取的武装资源，壮丁和枪支每每被整批带走，而且还屡屡以欺骗方式，这就导致“凡当局一切所谓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
事前乡农学校固未料到，而曾以乡民以“绝不带走”为担保式之声明者，至此毫无办法，自己落于欺骗民众地位。甚至有时乡农学校亦在被骗之列，而乡民仍认为乡农学校行骗。怨毒之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曷胜痛吊！……以建设乡村之机构，转而用为破坏乡村之工具，吾侪工作至此，真乃毁灭无余矣！吾同人同学几乎不能在社会立足，几乎无颜见人矣！言念及此，真堪痛哭。
在此内忧外患之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彻底破产，他所设计的抵御现代性负面力量的基础都被它的对立面所吸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放弃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是相反。正是在统一抗战的历史需求下，他开始把自己的“社会本位”思想推向了对中国党派和宪政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
抗战中梁漱溟的宪政思想
1938年面对抗战爆发后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梁漱溟发表《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他痛切地认为，中国受日寇之祸至此，在于中国本身的分裂。北伐之后的内战和政府的贪污腐败，国民党缺乏政治方向，丧失了革命性。而共产党过高估计阶级斗争，不合大势，是分裂的因素。中国30年来政治上不统一不稳定，社会意志上不统一，最高国权无法树立，是遭日本侵略和失败的内因。因此，要求得抗战胜利，关键在于统一社会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抗日。
社会内部的统一，不能用阶级的方式，而必须用联合的方式。因此，他总结其乡村建设的失败，认为“唯有迅速建立吾侪之团体组织”，但是此团体组织，并非通常之政党，而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团体，“政党必争政权，吾侪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中国目前的形式，不应有绝对排他的政党，亦不应有相对立的政党。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政党结构应该有两重，个别团体为第一重，团体与团体的联合为第二重。个别团体的存在，是为了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而其联合才能协力救国建国。这一联合的思想是为了代表全民族社会：各族各教各地方各阶层各职业，但代表的同时要保持一致的立场，就必然不能直操政权。因此，梁漱溟强调说，这一联合的团体，与其他国家的宪政体制，即联合内阁混合内阁或举国一致内阁全非一事，“若以孙中山先生学说解释之，则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权，而政府所有者为能；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政权，而政府所有者为治权。吾侪尝自誓永远守定在野营垒，其义在此。”此后，乡建派开始作为一个团体组织，介入到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之中。
梁漱溟批判国民党建设而不革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而现在时势的需要是“革命的建设”。因此，一方面，梁漱溟奔走于各党之间，寻求国内合作与统一的道路，为组建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而努力不懈；另一方面，他却坚决拒绝参加自由主义人士发起的宪政运动。1939年，他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把各小党派联合起来，并一再声明，这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为了应对国共冲突而引起的紧急情况而建的特殊组织，目的是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的团结。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崩溃，促使梁漱溟放弃同志会，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无论是统一建国同志会，还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政党，而是为了纠集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以“避免内战”，在这个意义上，他谋求的仍然不是现代中国的所谓“宪政”运动。他在《光明报》社论中强调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是一联合体，“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政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他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什么时势需要？就是不要以内部不合，坐失国家翻身的时机”。对此，他在各种场合再三明确表示，不取宪政之意，宪政要在国家统一之后，非现在所急。所有这些言论，正是梁漱溟一贯思想的延续，那就是中国的党派问题要以统一中国为宗旨，而不能成为分裂的力量。这是他讨论政党问题和宪政问题的关键，民主势力的培养，是为了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而绝不能相反。在梁漱溟看来，抗战爆发，这一外来的力量使得中国长久以来的统一问题之解决成为可能，“这全为暴敌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定永久之统一。” 凭借时势，谋求社会内部统一，正是梁漱溟借助第三政治力量作为社会的代表，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的最重要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