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权到民选
摘要：马克斯·韦伯并不赞同“人民主权”的实质民主理论，他认为民主不是给人们更多的权力，也不意味着大众的直接统治，而是一个确保政治和国家领袖富有效率的机制，一种选举民主。民主的价值在于其是选举产生负责人的领袖的最好方式，给予统治者以合法性和权威性，使其能够按其自主性进行统治，不受组织和外界的干扰和制约。韦伯被誉为精英民主的重要代表，他对民主的理解和主张是对传统民主理论的一种挑战，改变了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路径，对熊彼特和达尔等人的精英民主人士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韦伯；精英民主；议会制度；卡里斯玛；官僚制
民主是数千年来众多思想家所争论的一个焦点，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时代的思想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然而，其中，马克斯·韦伯却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人物，戴维·赫尔德在其《民主的模式》一书中将韦伯的称为“竞争性精英主义”①，韦伯直面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前思想家所赞扬的古典理论，他的民主理论根植于理性化时代和大众政治发展的背景，提出民主“是选举领袖的一种手段”“是服从人民自己选出来的领袖”，②熊彼特继承了韦伯对民主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说道“民主是实现政治决策的一套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个体通过竞争人民的选票的途径来获得决策权力”，确定了程序性民主的含义③。
一、政党政治的发展使民主成为重要手段
通过对当时德国的和其他各国的观察分析，韦伯认识到，伴随着理性化扩展，人民这种科学计算的态度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随之而来的官僚化正是这种体现。现代大众宣传和普选权的发展，传统的显贵统治难以为继，竞选成功主要是依赖于理性化的政党组织④，政党组织的官僚化发展使政党和领袖成为政治的中心，传统的议会的作用和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在组织选举过程中，政党这部机器得到了发展和强化，政党组织的严密性、纪律性和组织性，日趋完善。为了竞选，动员资源，筹集资金，招募追随者以获得的支持，官僚制在政党内部发展起来，竞选成功成为其主要目标，政党越来越成为赢的选举的首要工具。显贵的统治和议员的操纵结束了，议会之外的“职业”政治家将政党经营操于手中。韦伯认为政党这个机器或者不如直接说是控制这个机器的人，具有影响和决定议会和议员的功能，政党成为政治的中心，这种政党政治强化了领袖的地位。韦伯认为，“这种机器的创设，标志着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制度的到来。”⑤。
但是韦伯认为这种民意并没有任何意义，是纯属虚构的，民众不能对政策进行有效的区分，只能对领袖进行选择。他所关注的是这种民主制度对具有政治责任感的领袖的选拔，民主就是市场，政治领袖通过纲领、自身的人格魅力和煽动手段来换取选票，强者留之，弱者淘汰。
二、民选举领袖的作用和价值
韦伯认为国家有三种支配类型，“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他比较关注第二种，即超凡魅力型领袖也是叫卡里斯马，他是来自于“极端的个人现身精神，个人对救赎、对英雄业绩的信念，或者一些其他体现在身上的领袖素质”，他的支配是靠“民众直接认可当政的统治者”“伟大的煽动家”“政治领袖”。在与鲁登道夫的对话中，韦伯说“在民主体制里，人民选取一个他们所信赖的领袖。然后，那被选出来的领袖说，‘现在闭上嘴，听的我！’于是人民和政党都再不能干涉到它的事情。”可以看出，他的民选领袖正是一种具有超凡魅力的卡里斯玛型人物。
韦伯认为，卡理斯玛型领袖能够担任政治上既能开创又能负责的双重角色，理性化和官僚化对政治生活的窒息和危害，只有通过卡里斯玛领袖才能得到遏制和解决。只有这种领袖才可以打破世族门第、地方山头、利益团体、意识形态政党的政治垄断，开启政治上的新兴活力。
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韦伯要求扩大民主，但目的不在于人民的“人权”，而是为了卡里斯玛领袖的的出头和飞黄腾达。韦伯认为一旦这种卡斯马型领袖上台，并且继续保有大量的人民支持，便不啻获得了强大的托付，让他有足够的正当性，去面对官僚集团、国会、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团体、地方山头等等。韦伯非常重视帝国总统由人民直选，原因很大成分完全在此。人民直选的总统才有力量去推行重大的政策，去摧毁社会上旧势力的割据状态，去压制特殊阶级政党以及特殊利益团体的扩张。德国的统一和强大是韦伯的终极目标，他相信惟有民选总统才能带领德国走上这条道路。他强烈主张总统直选，但他的考虑不是人民的“民权”，而是强化领袖权力，使他能解决德国的现实问题，完成德国的民族目标。
三、韦伯在民主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毋庸置疑，韦伯的精英民主理论在西方民主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地位和作用，他改变了传统民主的发展路径，促使民主从一种目标变为手段，从一种价值变为机制，是民主从“民权”到“民选”。他根植于现实，突破了传统民主观念，启迪后人，可以说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和达尔的“多元民主”，很大程度上源自韦伯的思想。
1.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了的否定，提出民主的价值在于选举
古典民主学说基本成型于18世纪，而伴随理性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韦伯所生活的时代已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古典民主与当今国家范围内政府组织机构的庞大规模和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系能否相适应成为了问题。上溯雅典的城邦时代一直到18世纪时，当人们提及民主的时候，一般把它与某种集会或议事的场所相联系，这是雅典公民集会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古代的直接民主或者说参与式民主，已经失去了土壤。直接民主的典型代表是古希腊，全体公民集合在一大块空地上举行讨论之后就一切有关问题或通过举手或通过叫喊的方式进行表决，抽签决定执政官，每个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同等机会。但是，这种民主只是在满足一下几个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1）这个组织必须是区域性的，或者成员的数量是有限的；（2）这些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必须没有很大的差别；（3）行政功能应该比较简单和稳定；（4）做出决定的方式和手段的客观性必须得到最低限度的保证。（5）韦伯认为直接民主只适合在较小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和社会差别的社会共同体实行，但是现代社会的规模、复杂性和极大差异性使得直接民主绝对不宜作为政治管理和控制的一般模式。直接民主在其生存环境造成的好处，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则会对行政和政治造成不良后果甚至危害。因为传统的通过大众投票决定行政事务和国家事务的政策，是一切结果只是分为两个部分，“是”和“不是”，他会缺少协商的余地和可能性，及对政策的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