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及重大意义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本文从战略方针、政治动员、战术运用、群众支援等新的角度,系统分析了第一次反“围剿”取胜原因;从政治、军事、物资等方面阐述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苏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思想
  [中图分类号]K2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6-0018-06
  万建强(1953—),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江西地方史。(江西南昌330077)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是中国工农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过程中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就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原因和重大意义作一探讨,旨在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一、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原因探析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装备优良的10万余兵力,以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分三路由吉安至建宁一线南下,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企图一举摧毁中央苏区,消灭红一方面军的主力。
  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两个军团约4万人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于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5天内在龙冈、东韶两次战斗中,连打两个大胜仗,共歼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1](P398),并活捉了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第18师中将师长、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4万红军为何能打败10万国民党正规军呢?究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战略方针正确
  第一次反“围剿”前的敌我态势非常严峻,面对强敌进攻,应如何应敌?红一方面军内和苏区地方党政领导人持有不同意见。由于受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地方党组织的一些领导同志坚持要执行“左倾”冒险计划,攻打南昌、九江、武汉等大城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等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冒险向敌人的中心城市进攻等于以卵击石,把敌人引到根据地来打,则能使敌人的优势变为劣势,有利于红军以逸待劳,将敌各个击破。在1930年10月17日和23日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即峡江会议和太平圩会议)上关于应敌方针问题争论非常激烈,一时难以统一思想认识,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直接关系到反“围剿”的胜败。
  为此,毛泽东于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在新喻县(今新余市)罗坊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统一思想认识,确定反“围剿”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红一方面军及江西苏区党和政府面临的任务。经过两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在接下来讨论应敌的战略方针时,毛泽东重申自己的观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扬我之长,克敌之短。他认为红一方面军不宜脱离苏区贸然攻打国民党军重兵集结的南昌、九江等大城市,而应以主动的退却,将敌“围剿”军队诱进苏区,发现和造成敌之弱点,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于红军作战之战场,集中兵力适时反攻,各个歼敌于运动之中。他认为:“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2](P206)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都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但会议对这一问题还是没有取得共识,仍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是:还没有打就退却,这不行,红军主力不应向后撤,不能将敌人引到根据地来打,这样会使苏区人民遭受损失。红军应主动出击,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敌人交战,乘机攻占南昌。还有一种意见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夹江而阵”,主张把战场放在峡江一带,一军团在赣江东面,三军团在赣江西面,东西两路夹攻敌人,说这样既可拱卫湘鄂赣苏区,又可捍卫赣西南苏区。
  经过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和会内会外的大量思想工作,特别是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终于在10月30日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930年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红军第一方面军移师赣江东岸分散工作筹款的命令》,要求“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3](P29)。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东渡赣江,接着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可以说,“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确定,是第一次反“围剿”取胜的先决条件。
  (二)政治动员充分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P136)第一次反“围剿”前的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进攻红军告民众书》:“我们只有坚决的反抗,积极准备暴动,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3](P23)动员全国劳动民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军进攻苏区,积极行动起来,拥护和支援红军的斗争。苏区的各级党政组织召开各种会议,告诉苏区群众,敌人已经开始进攻苏区了,为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紧急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围剿”。1930年 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秘字第一号《紧急通告——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坚决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对群众的配备、设立兵站、交通工作、担架工作、筹备给养、节省用费、进行白军士兵运动等项工作都作了全面周到的布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11月24日发出的秘字第三号《紧急通告》中指示:“各级政府要督促工作人员深入到群众中,告诉群众坚壁清野,把油盐柴米都埋藏起来,断绝敌人粮食,使敌人没有饭吃不打自坍,绝对不是怕敌人来了准备失败。”[3](P67)在紧急动员下,根据地内人民把粮食、油盐等日用品搬上山去,不能搬和来不及搬的埋藏起来,人员也转移到山上去。
  在吉安的水南区,“各乡召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坚壁清野亦有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3](P63)。第一次反“围剿”前的群众政治动员工作卓有成效,苏区到处摆下了人民战争的战场。
  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内的战前动员也搞得有声有色。 1930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都黄陂中排村主持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研究了战略反攻问题。会后印发了著名的《八个大胜利条件》宣传动员材料,对红军能够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接着,红一方面军又召开了团以上宣传工作会议,研究了政治动员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并决定连以上均设专职宣传员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会后,各连队政治宣传员写标语、散传单,宣传红军能够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同时还把标语口号写在竹片上,插在路旁。
  为了进一步动员苏区军民粉碎敌人“围剿”,保卫苏区,193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宁都小布主持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主席台两边台柱上挂着一副对联: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3](P146)毛泽东在讲话中列举了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第一是我们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支援红军;第二是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有利作战的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是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是我们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第五,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他还领着大家呼口号:“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3](P147)极大地激发了苏区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歼敌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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