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遵义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一般称为遵义会议决议，它首次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关于该决议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张闻天在吸收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基础上起草的，可是近些年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上述看法“只下结论，不讲根据”“很难令人信服”。①本文认为，该决议的核心观点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同时也融入了张闻天的认知和理解，毛泽东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思想对张闻天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该决议。
一、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已受毛泽东影响，这为他起草该决议打下基础
张闻天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前，实际上已受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据张闻天妻子刘英回忆，遵义会议后的2月10日，在扎西开始传达会议的精神，由张闻天作报告，他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分析给刘英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说：“我本来只知道闻天理论强，听了传达，才知道他对战略问题也有研究。后来闻天告诉我，这方面主要得益于毛主席。他同毛主席在长征前曾在云石山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倾听了毛主席的许多精彩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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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在回忆中所说的毛、张在长征前“曾在云石山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指的是1934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段时间。很遗憾，2013年修订出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没有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8月修订版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有简略记载。②这也许是历史的机缘，使张、毛两人有机会聚在一起。1934年7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并献出他事先暗中画的瑞金沙洲坝中央机关分布图，从而使中央机关遭到国民党“围剿”军的重点轰炸。同年8月，毛泽东随中央政府机关搬迁至瑞金西面的云石山古寺，8月下旬张闻天在结束闽赣巡视后也搬至这里，这为毛与张进一步增进交往创造了条件。当时的不少同志看到毛与张之间保持比较频繁的联系。毛泽民夫人钱希钧时任中央政府党总支副书记，因工作关系常到张闻天处汇报工作，她回忆：“毛主席住在祠堂里，他住在旁边，吃饭都在一起。他经常和毛主席在一起说说笑笑，谈论工作，研究问题。”③其时，毛多次与张交谈，分析红军的军事战略、战术。应该说，毛的谈话对张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时任中央政府经济部长吴亮平回忆，毛与张曾就许多重要问题细谈过多次，虽无法知道每次的谈话内容，但知道谈话的效果。有一次毛告诉吴，他和张长谈了一次，谈的问题很多，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张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意见”。而且张也对吴说，毛与他谈话了，“谈得很好”。④
此时的张闻天与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军事顾问李德不同，他之所以能够听得进去甚至初步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的现实有了更多了解，且已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事实作鲜明的对比，这就使他逐步脱离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左”倾教条主义，对毛关于红军的战略战术开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认为毛“打仗很有一套”，“对毛泽东就很尊重”，“也常到毛泽东这边来坐，两个人谈得很投机”。⑤另一方面，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对博古、李德的那一套军事路线的错误已有了切身体会和初步认识。1934年4月27日，即广昌失守的前夕，张为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撰写社论《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时，不指名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反“围剿”中所采取的“堡垒主义”与“分兵把口”的作战部署，指出“这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文章还指出，“积极的发展游击战争，把我们的基本游击队深入到敌人远后方与侧翼去活动，是我们保卫苏区的最好办法。而这种积极的活动，正是我们现在所极端缺乏的。”事实上，张预见的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局面，后来就成为事实。张同博古、李德的公开交锋是在5月上旬召开的中革军委关于广昌战役的总结讨论会上，张同博古发生激烈争执，批评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以至遭受不应有的损失。⑥
至于刘英回忆中所说的毛、张在长征途中的交谈和取得共识，这些历史情节早为史学界所知晓，此处不再赘述，只补充二则史料来说明：（1）钱希钧在长征途中有次去探望生病中的贺子珍，看见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蹲在地上看地图。毛指着地图说，这里应该打没有打，损失了多少人；那里不能打我们却打了吃了亏等。张、王听得心服口服，连连点头。⑦（2）长征初期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部主任、负责保护照顾中央首长的王首道回忆：开始长征后张与毛、王经常一起行军、宿营，互相谈心。他们谈的中心内容是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张较多谈到他同博古的争论，毛则经常耐心细致地分析“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原则错误。⑧
从上述情况看，张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之前，实际上已经在同毛的交流中认可并接受了毛关于红军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战术。1943年12月16日，张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谈到：“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这些思想自然凝结在遵义会议的决议之中。 遵义会议要弄清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军事路线和错误的军事路线”，实际上也就是要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揭示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只有通过总结才能够确立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及朱德、周恩来领导的第四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所确立的红军军事战略和战术。而这一段的历史经验教训，毛在遵义会议之前已经通过多次接触交谈告诉了张，从而说服了张，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