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知道，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空军作战是以国土防空型为主。但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空军所担负的任务也不同了，需要具有远程作战能力。请您详细谈谈加强空军远程作战能力的现实意义？
黄苏建（以下简称黄）：要想深刻理解加强空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意义，首先要了解新形势下对空军战略能力的要求。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发展仍处在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内，但是发展与安全却面临着新的形势。首先，我国人均GDP已开始向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上收入国家的水平迈进。这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矛盾的“凸现期”。其次，中国同世界大国间一些利益矛盾由“隐性”变为“显性”，所采取的针对我国的各种防范与遏制政策，导致来自国际社会的阻力、擎肘和压力骤然增大。再次，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应对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军队必须具有“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战略能力。
记：如何理解“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其中涵盖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黄：这里面包括了三个层面。一是在国家利益的基本区，要为维护国家政治制度，国家的统一、主权、权益，社会和谐和全面可持续地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和坚实屏障。国家利益的基本区，其范围包括960万平方千米的陆地领土、473万平方千米的“蓝色国土”，还有太平洋海底区域7．5万平方千米具有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矿区。其中，包括了中国地理区划边界，也包括了合法的国家权益区。
二是在国家利益拓展区，要为拓展国家利益提供坚强后盾。国家利益拓展区主要指处于国家主权范围之外、与国家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公用空间，主要包括公海、太空和大气层三大空间，还有北极和南极及电磁空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进入全球公用空间的国家将越来越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矛盾乃至冲突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大，为此军队应高度重视国际公用空间的控制权问题，为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拓展国家利益提供坚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三是在国家利益关键区，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现在已经完全融入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之中，依据能源、资源、市场和就业岗位——国家利益海外分布的四大要素，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球范围内与中国国家利益相关的重点区域，除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欧盟之外，还有东北亚、东南亚、中亚、中东、非洲、南美、大洋洲七个区域。这些地区或是中国海外生产资料来源地，或是海外产品和劳务市场，他们与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已息息相关，其和平、安全与稳定问题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这三个层次的战略需求，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将军队运用的范围由国家利益的基本区向外延伸，覆盖到有关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整个利益区间，因而空军必须积极拓展战略运用的空间，这是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对空军提出的最基本的战略要求。
记：具备远程作战能力应该是对一个国家的空军提出的较高的要求。那么，过去为什么对这一能力强调不多？
黄：究其原因，一是受制于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二是取决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众所周知，解放前，中国长期处于殖民地与半殖民的境况，现代化的民族工业基础差、底子薄，国防工业几乎是空白。新中国的建立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依附性逐步向自主性过渡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建国初期靠苏联的援助，我们虽然得以在很短时间内就创建了一支可以使用的空军，但是，空军武器装备建设却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诸多建设项目的安排，建设速度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援建方的国家意志及其战略取向。
中苏关系恶化后，一方面苏联变援助为阻挠，另一方面我国的国防工业包括航空工业在内又处于建设的起步阶段。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为了提高国家的战略地位，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改变世界战略格局，客观上要求必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将发展“两弹一星”作为当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最为紧迫和最为重要的战略任务。然而，受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制，在现实需要与可能的抉择中，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可能事事都倾全国之力按超常规方式发展。一方面，“两弹一星”工程使得我国在特细、特薄的金属材料制造方面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高温合金和重水、高能推进剂、稀有气体、超纯物质、特种材料等都基本可以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方面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我国的航空工业毕竟尚缺乏自主研发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基础，只能是在苏联援建的有限规模和能力的基础上，按照引进、消化、吸收、仿制、再有所创新的发展方式，逐步发展起来。
目前，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风雨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在为国家提供了雄厚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为借鉴、引进和技术研发提供了对外交流平台。歼10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军机实现了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同时，我国在机体、部件上已经取得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飞机的生产技术，形成了航空产业的雏形。国家在新世纪之初已将大飞机的制造列为 “十一五”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之一。其重要性在于：一是从国家来讲，要建立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大型航空产业离不开大飞机的制造。决定重启大飞机计划，即重复发明发达国家成熟的大飞机技术，不仅是我国寻求航空技术能力独立、技术能力“蛙跳”，由依附性发展向自主式发展转变的必由之路，而且重启大飞机计划将涉及众多高科技领域，产业链很长，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而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二是从军事上来讲，长期以来空军在空中战场指控能力、远程打击能力以及远程兵力投送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缺陷，都直接指向同一个症结——军用大飞机的缺位。一旦具有了制造大飞机的能力，就将摆脱长期以来受制于人的困境，为提升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奠定可靠的基础。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切实把加速空军远程作战能力建设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只要国家有战略上的现实需求，下决心再努一把力，上一个台阶，完全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攻坚克难，使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得到快速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加速空军远程作战能力建设的关键在战略，需要的是战略上的有力支撑。
记：空军已经是战略军种，何以还要战略转型？
黄：战争是整体力量的对抗，军种间力量的强弱可通过联合作战来相互弥补，而兵力结构和能力状况的缺失则是无法弥补的。因而，从没有空军到有“一支可以使用的空军”，就军种属性而言是战略而不是战术性的。评价空军战略作用的强弱，在于其整体军事贡献力，即是否具有举足轻重、无法替代的全局性战略作用。事实上，由于我国空军远程作战与保障能力有限，因而夺取制空权的主要方式是空战，基本作战范围是大陆领空，且作战空域及其向下投影的地域不能距离机场太远，在机场密度不够的战区方向，兵力的展开与机动以至于作战活动都受到严重影响。
在大陆上空作战尚且如此，在海洋方向上的有效作战距离就更加有限。维护国家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整体军事贡献力明显不足。因而，以实际发挥的战略作用来衡量，我国空军作为战略军种其实又不完全“够格”。
世界新军事变革为空军战略职能增添了新内容。传统的空军战略职能是以夺取制空权为首要，既要以“空”制“空”，又要以“空”制“陆”、制“海”。在战争形态演变与“空天时代”同时到来的情况下，空军战略职能也随之扩展了，不但应在“空天”这个“决定性的战场”，为夺取制“空”与制“天”权获得战场制信息权，起到“决定性作用”，还应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中担负战略预警侦察、防空反导、兵力投送等多种任务。因而，空军要成为名符其实的战略军种，必须实行战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