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收复台湾与开发台湾
郑成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抗清;二是复台。当长江之役全面失败，抗清事业遭受空前挫折时，郑成功率领舰队迅速南返厦门，着手做好应付清军来袭的准备。因为他知道，清军很快将组织攻势向其抗清基地金厦地区展开最后的围剿。而事实上，郑成功还未完全撤出南京时，清廷就已指派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统领清廷各路大军，包括亲率的特遣部队，以及广东潮州、浙江温州、福建漳州泉州的清军水师直扑金厦，妄图一鼓作气全歼郑成功的势力。作为主帅，郑成功有着非常顽强的斗志，其海军主力仍有舰只二千余艘，远远超过清军方面船只总数，而且他还将外围各军悉数召回金厦地区，其防御能力比以前还要更强大。清军虽然来势凶猛，但因不习水战，被郑成功亲自率领的水师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覆灭。清军统帅达素自感无法向朝廷交代，遂畏罪自杀。清军再不敢与郑成功作战，郑军得以休养生息。但形势不断变化，其他抗清力量已逐渐式微，清朝在全国的战争已接近尾声。这次战役后，清廷就将南方三藩之一的耿继茂派往福建，并命老将宗室洛托从旁协助。
郑成功一生的抗清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始终以保全、壮大自己为战略决策的中心，这也是他奉行独立自主、主动在我策略的集中体现。长江之役的失败与清军加紧对郑军的围剿，使郑成功深感困据金厦这一弹丸之地终非长久之计，必须继续拓展抗清的根据地，才能保住东南复明这面旗帜，才能凝聚南明军民恢复明室这把希望的火种。于是，郑成功把眼光投放到与金厦地区一衣带水、其父郑芝龙曾经经营过的台湾岛。
台湾，古称岛夷、蓬莱、东蕃。清康熙年间高拱干纂修《台湾府志》称：“台湾，禹贡扬州之域。”可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元朝、明朝在澎湖设立巡检司，派驻军队，负责台、澎防务。1604年，新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派人进占澎湖，被明朝都司沈有容领兵驱走。162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再次占领澎湖，并在主岛上建立堡垒作为发动侵华与长期贸易的基地。他们派遣船只肆虐台湾沿岸，劫掠大陆濒海地区，烧毁村庄和船只，把中国劳工贩卖到巴达维亚充当奴隶。如果对荷兰殖民者的这种侵略行为视而不见，金厦地区固然不得安宁，整个中国将有更多土地沦为殖民地，这客观上也将对郑成功的抗清复明事业构成严重威胁。收复台湾的决策慢慢在郑成功的心里酝酿和形成。为了慎重起见，在是否东征收复台湾下最后决心之前，郑成功先后两次专门召开最高军事决策会议进行讨论。第一次是在1660年6月，刚好在击败清将达素的进攻之后不久，郑成功将他想夺取台湾的意思向众将作了通报，但遭到宣毅后镇吴豪的反对，吴认为：“（台湾）炮台利害，水路险恶，纵有奇谋，而无所用;虽欲奋勇，而不能施。是徒费其力也。”除了部下反对，也有友军反对，如张煌言认为：“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甚至郑成功的老师钱谦益也认为：“成功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民之心。”既然有人反对，郑成功就不急于下结论，但仍在私下里积极地做说服和解释工作。第二次会议是在1661年正月举行，各处粮草已先后运抵，荷兰听到风声后派来援助台湾的军队看到郑军并未有动静又撤回巴达维亚。这时，郑成功感到时机成熟，就又再度召集文武官员开会密议，明确主张收复台湾“以为根本之地”。众将虽不敢违抗，但都表现出一副为难的表情，只有马信、杨朝栋表示明确支持。
兴师驱荷，是中国三百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决策，也是巩固和拓展中国海权的必然选择。面对多数将领的畏难情绪和疑虑心态，郑成功当机立断，明确宣示：“台湾当数省要冲，为海道枢纽;沃野千里，民殷物阜。昔太师（郑芝龙）屯垦其地，余风迄今犹存。加之红夷虐民敛货，诛求无厌;本藩职司招讨，拯民有责。吾欲复台湾以为根本之地，招沿海民实之，以耕以战;进则将士无内顾、眷属免奔波，退则大海为天堑、军民安磐石。中兴之计，孰有逾此者！”郑成功这一段铿锵有力的话语，淋漓尽致又深刻全面地道出了收复台湾的全部目的：一是南京大败，损兵折将，弹丸两岛，难抗清兵。现台湾地理位置重要，海道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着天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二是台湾曾是郑芝龙开辟和经营过的地方，建设寮寨，招恤土番，练兵积粮，如今子继父业，理固宜然，更有利于彼此的融合与发展。观察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政治上，郑成功与郑芝龙壁垒分明，针锋相对;而在经济上，则可谓是萧规曹随，继承发展。三是荷兰殖民者侵我土地，占我财产，害我人民，无恶不作，郑成功作为明朝招讨大将军，驱逐侵略者，救民于水火，收复我国土，正是职责所在，责所当为。四是台湾正是郑成功苦苦寻找抗清复明的“根本之地”，计划把沿海的百姓移居过来，既耕种，又屯兵，是安顿数十万大军和眷属的理想之所，进战退守，高枕无忧。五是作为抗清复明的中兴之计，没有比收复台湾更好的途径了。
有此数端，收复台湾，巩固海权，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一、挥师东进
应该说，进军台湾是事关郑氏集团前途命运的一次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个艰难的决策中，郑成功有其苦衷，也有其谋略。因此在作远图之前，郑成功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准备。1660年农历十月，郑成功下令修理战船、备办粮饷、铸造器械，并对军事作出全面部署。他考虑到这次东征行动，既要能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台湾，又不能失去厦门、金门、南澳一带沿海岛屿。因此，郑成功决定亲自率主力出征台湾，这支主力共分两批赴台，首批11个镇约2.5万人，次批6个镇约1.2万人，合计约3.7万人，经过大修的渡海船舰有两三百艘。在金门、厦门、南澳一带留下相当兵力：命忠勇侯陈豹防守南澳，阻止广东清将苏利、许龙乘虚而入;派郭义、蔡禄二镇及张进守铜山，必要时策应陈豹部;留户官郑泰和参军蔡协吉守金门;由世子郑经率洪旭、黄廷等众将镇守厦门，洪磊、冯锡范、陈绳武三人调度各岛防守事宜。
台湾海峡西岸的郑成功正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伺机攻台;那边厢，台湾海峡东岸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在持续不断的“狼来了”的恐慌气氛困扰下，反而在关键时刻丧失了必要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