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兵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
海湾战争开战不久，一名美国记者曾经这样报道说：“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但有一个神秘的人却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多年前的中国军事家孙子。”
美国在被称为高技术战争实验场、世界上第一场信息战的海湾战争中，尽管拥有绝对优势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但是还是十分重视运用孙子的谋略思想指导作战。这个事实告诉人们，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决不会掩盖传统谋略智慧的光芒。
谋略是出奇制胜之本。“上兵伐谋”仍然是至理名言。笔者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对孙子兵法的偏爱，而是战争的本质决定的。战争不仅是军事的对抗，也是政治、经济、外交的较量。孙子的军事思想是以道、天、地、将、法这些客观条件为依据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军政兼施的指挥艺术，因此有着广泛的适用性。剖析近几年发生的局部战争，双方在作战指导上，总是把政治、经济、外交、心理等因素与军事行动结合起来，注重以谋取胜。这当中，有的是对孙子谋略思想的自觉运用，有的是实践中的不谋而合，不管哪种情况，都反映出孙子谋略思想的永恒价值。
纵观近几年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孙子谋略思想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施威慑谋略，求不战屈敌
孙子提出的“伐谋、伐交”与“威加于敌”相结合的谋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威慑战略。按今天的理解，它以实力为后盾，表明自己将视情况采取制敌行动的决心，在对方心理上构成一种障碍，使其感到可能面临无法承受的后果而不敢贸然行事，或者使其行动有所收敛，或者被迫停止行动，或者屈服于对方的意志，从而达到不必经过实战就能征服敌人的目的。在以武力征服为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越来越失效的今天，孙子的威慑谋略就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近年发生的每场战争和军事冲突各自从强弱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或者以压促变，或者以拖待变，无不把不战而胜作为最高追求。
为了确保威慑的实效，各方往往采取软硬结合的手段。如示形造势、宣传恫吓就属于“软威慑”，即以调兵遣将、大军压境、展示精良武器和精锐部队、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等适当的方式，将自己的力量显示出来，并通过宣传媒介将自己的决心、欲动用的力量、采取的措施及可能引起的后果等，传递给敌方，以动摇敌方的抵抗意志和决心。另一种就是更带有高压逼迫性的“硬威慑”，主要是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利用联合国舞台和地区的影响力，实施外交孤立攻势，实施包括地上禁运、海上拦截、空中封锁等手段在内的经济制裁，等等，如果这些措施无效，则采取军事打击，这属于军事威慑的最后一道门槛。在军事打击时，仍然突显威慑的意味，即尽量以“小打”或“中打”代替“中打”或“大打”，力争在最低暴力限度内解决问题。
施攻心谋略，夺三军之气
自从孙子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的命题之后，就从理论上奠定了攻心谋略的基础，并为历代军事家所器重。清人祁文友在《诸将杂感》诗中说：“不信蒯通能相背，可无孙武善攻心。”这不仅肯定了攻心的谋略思想，也反映出历代的谋略家、军事家实施攻心谋略的光辉实践。
夺心，现代又称为心理战或攻心术，即通过宣传或其他活动从精神上瓦解敌方国家及其军队。从近年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看，心理战都是紧紧围绕着夺“三军之气”、攻“将军之心”这个主攻目标进行的，并且表现出更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有的国家平时就建立了专门的心理战队伍，不间断地进行心理战训练，并指派心理战专家进行指导，战时还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行使心理战方面的指挥，抓住要害，实施有针对性的心理攻击，增加了对抗的强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大多采取“软”“硬”结合：即以政治宣传、优待俘虏等温和方式软化敌人，以断敌供给、武力威吓等强硬手段恐吓对方。例如在海湾战争中，双方针锋相对，一来一往，都有不俗的表现。战争爆发前，美国就宣称：一旦战争开始，美国方面将给伊拉克“多方面、决定性”的打击，“很快即可将伊拉克摧毁”，并声称在军事上采取“斩首”战略，将心战的矛头直指敌国的首脑和统帅机关，以动摇其抵抗的决心。伊拉克则一再表示出不怕外来压力、决不屈服的决心，并发出将使用化学武器、远程导弹，炸毁中东地区所有油田，让美军士兵“尸横遍野”，将战争扩大到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警告，使美国政府在动武之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施“伐交”谋略，得“交合”之利
孙子认为“衢地交合”、“衢地固结”是一切军事对抗活动的先决条件。因此，伐交应该重于伐兵、先于伐兵，并应伴随于伐兵的全过程。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人们并没有忘记孙子这条古训，而且为了顺利达成军事斗争的预期目的，外交斗争更加激烈，更加白热化。
人们都看到，无论战争多么高技术化，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仅仅是高技术武器装备这一方面的因素。人心的向背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并常常具有决定性意义。特别是近年来，联合国在调解国家和地区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利用联合国舞台搞伐交斗争就显得尤为重要。纵观近期的几场高技术战争和武装冲突，交战国无不在这个大舞台上进行充分的表演，既有唇枪舌剑的台前交锋，又有秘而不宣的幕后交易。各国都力求把有共同利益或有共同敌人的国家和集团结合起来，共同对敌，对于与本国既没有利害冲突、也没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即使不能成为盟友，也要争取使之保持中立，对于敌方的营垒则想方设法使之分化瓦解，即使不至于分崩离析，也得尽量使其联盟疏松，以利于战而胜之。
近年来的战争虽然都属于高技术、低强度的局部战争，但也不可能单打独斗，甚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战争都需要结成同盟。即使一方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大国，也力求与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联合作战，共同承担战争责任。可以说，外交上的互相攻伐丝毫不比战场上的攻伐轻松。武器的禁运与反禁运、经济的制裁与反制裁、战略上的封锁与反封锁都是借助于外交斗争来实现的。它不仅有效地配合军事斗争，有时可以达到军事斗争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和效果。
施“诡道”谋略，求出奇制胜
孙子在肯定战争有规律可循、有原则可依的前提下，还指出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因此，“以正合，以奇胜”、“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是指导战争的不二法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军事指导活动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与战争指导的科学性相比，艺术性更显得生动和活跃。
所谓艺术性，是指指挥员基于战争活动的突然性，随机性和多变性，创造性地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方法，机动灵活地处置战争情况，达到主观与客观完美统一的境界。它要求指挥员在观察、思考、处置问题时，注意非规范化、非程序化、非模式化的方面，巧妙地运用各种条件和方法趋利避害、避实击虚，力争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
军事的高科技化并没有改变战争活动的这一基本特征，只是它的运用形式是以现代高技术为基础的。如隐真示假、转换虚实、奇正相生等迷惑敌人之策不再靠传统手段直接作用于敌人的感官，而是以信息技术、隐形技术、夜视技术、精确制导技术，快速机动力，远程攻击力来实现的。例如，多国部队在空袭巴格达之际，为麻痹伊军，达成袭击的突然性，采用了多种电子干扰和电子欺骗措施，使伊军开始时异常紧张，高度戒备，继而习以为常，麻痹松懈，从而为“沙漠风暴’行动创造了条件。在“沙漠军刀”行动中，多国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也显示出高技术特色。它不是像传统战法那样，以一部兵力“声东”，以主力“击西”，而是靠坦克的快速机动力先“声东”，而后又迅速转为“击西”。由此可见，孙子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甩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等一系列“诡道”原则在高技术战争中的应用不仅有广阔的天地，而且会越来越缤纷多彩。
总之，在新的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武器装备越来越智能化的今天，在战争中孙子谋略思想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愈益明显、愈益突出了。高技术武器装备为运用孙子的谋略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物质手段，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永摘自解放军出版社《两千年军事思想的沟通——中国古典战略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