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不因循于以往研究，而是全面审视既往研究模式的形成过程、文献来源及其流弊，进而分析该模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最后将视野投诸研究对象所处的复杂而具体的社会场域，从而还原其本来面貌，这是“西方中心观”渐次退场之后东亚研究的基本理路之一。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一书，正是在此理路指引下，针对以往欧美学界关于国民政府组织抗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展开的。
方德万着力批评了“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全书也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在二战期间曾任美军驻中印缅最高军事长官，在美国民众中具有较高威望，也一度被蒋介石寄予期望。但作者研究指出，史迪威所以在太平洋战争中显得重要，并非单纯因其本人的军事成就、战略观念，而是有着复杂而特殊的政治原因；而要恰当地估量其人在二战中的位置，需要“对战争、对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对国民党的应战手段和对史迪威的作为建立起更复杂的理解”。
有趣的是，尽管史迪威缺乏实际战争的经验，其军事思想脱离中国实际，在缅甸的战争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他指责国民政府军事无能、强权腐败与消极抗战的文献，以及《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对于蒋介石政府的反面描述，却构成之后学界的重要研究依据，并因而形成了一种无视国民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和动员自己社会面对入侵者的模式。在这种叙述和研究模式中，美国人在中国战场上未曾尽力却显得竭尽所能，国民党人的努力则被一笔抹煞。方德万研究发现，这种影响至今的研究模式的形成显然得益于当时罗斯福政府的支持，但那只是在盟军以欧洲战场为中心的地缘战略思想下的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并不表示美国政府对中国战场的重视。
只有摆脱史迪威模式的影响，才能客观看待国民政府组织抗战的重要性。作者通过梳理大量原始档案和文献资料，回溯了1920年代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及北伐、国民革命后十年的政府建设与军事改革，从而指出国民政府制定抗战方略的意识是积极的、符合其国内外环境的，并且确实在抗战初期动员起了一定的抵抗力量。
不仅如此，就在盟军于太平洋战场取得节节胜利之时，中国抗战进入困难的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在未得到美国有意义的支援的情况下，组织了效果虽非十分突出却不容忽视的抵御。而战争动员的巨大代价与他们在战后的国内角逐的成败直接相关。因而，刻意将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表现描述成一个无能的陪衬，尽管有助于证实盟军的地缘战略，却是既不完全中肯于事实，也已在20世纪80年代后为中国大陆学界所不满。
由于自觉地批判、克服了以往研究模式中“目的论”的局限，方德万的研究显得视野广阔，且能观察到国民政府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形成和发展演变，并据以反映民族主义在其备战和组织抗战中的重要意义，为读者了解中国抗战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认识方法，堪为佳作。 H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
[英]方德万 著 胡允桓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