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纪实（上）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国民政府开始对日本战争罪犯展开审判。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在南京、北平、广州、上海等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从1945年12月至1947年12月共计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实际执行145人（4人在执行前病死或减刑）。其余的判处无期或有期不等的徒刑，少部分无罪释放。
1946年1月19日，同盟国统帅部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中国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提供证据，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揭露，为东京审判作出了重要的配合和贡献。
这场审判，是在英美等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的独立司法审判。对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宣示主权、伸张正义的重大事件。在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背景下，独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审判，对中国的司法工作者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公正地说，国民政府诸多外交、法律、军事人员，付出大量的努力，完成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审判。现在，让我们翻开当年的档案，还原这段曾被湮没多年的历史。
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漏网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筹备工作，是在英美盟国的带动下展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美等国就在谋划战后如何惩办法西斯罪行。1943年10月，同盟国各国代表在伦敦成立“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参加。1944年2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开始了初期的日军罪行调查工作。
1945年8月15日后，各地日军相继向国民政府投降，等待遣返。国民政府在接收过程中，得以开始实质性的调查和惩处战犯工作。
审判的第一项工作，是确认战争罪犯。日本侵略中国早于二次世界大战，时限应提前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和华北的日军首领，都应列入战犯名单。1945年9月，国民政府由外交部牵头，会同中央秘书处、司法行政部、军令部、中宣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连续召开会议，最初议定的名单有48名，包括近卫文磨、东条英机等政府首脑，杉山元、板垣征四郎、畑俊六等军事将领，广田弘毅、松冈洋右等历任外相，小仓正恒、河田烈等历任藏相。
一些特殊人物，虽然职位不高，也列入战犯名单。如芳泽谦吉，1923年就任驻北洋政府公使，涉及一系列中日冲突及1928年日本出兵侵略山东。1932年他辞职，严格说来，日本全面侵华时他已不在决策层。但他参与早期侵略中国的许多决策，因此列入战犯名单。还有大谷光瑞，日本佛教法主、探险家。1902年率大谷探险队前往中亚、新疆等地挖掘文物。后来派人发掘调查吐鲁番、库车等地，掠夺大量文物。1933年移居大连。虽然大谷从未在政府任职，但他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极大，所以也被列为战犯。这个名单反映：国民政府在酝酿时，考虑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全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不仅局限于政府要员和军事首脑，而且涉及经济、文化等多方面。
几经删减，最后议定的日本战犯名单为20人。蒋介石审定后标出重犯12人，圈去2人。12名重要战犯是：1.土肥原贤二，2.本庄繁，3.谷寿夫，4.桥本欣五郎，5.板垣征四郎，6.矶谷廉介，7.东条英机，8.和知鹰二，9.影佐祯昭，10.酒井隆，11.喜多诚一，12.畑俊六。其余8人为：梅津美治郎、多田骏、秦彦三郎、小矶国昭、大谷光瑞、阿部信行、南次郎、甘粕正彦。最后大谷光瑞、甘粕正彦被排除。甘粕是日军少佐，长期担任“满洲电影株式会社”董事长，主持拍摄了很多歌颂日本军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思想的电影。
战犯名单中，有两个特殊人物不在其中。一个是日本天皇裕仁。国民政府最初认定的战犯名单，天皇裕仁排在首位。美国为了长久控制日本，考虑保留天皇制度，杜鲁门总统与蒋介石磋商后，将裕仁删除。尽管外界舆论强烈要求追究天皇的罪责，国民政府还是与美国保持了一致。
还有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是侵华首恶。但日本投降后，冈村积极配合国民政府，拒绝向八路军投降，等待国民政府的接收，使蒋介石感到满意。在商议战犯名单时，何应钦就特别关照：不要将冈村列入。这就违背了法律的原则，而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34项罪行补充为38项
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定罪。大规模审判日本战犯，需要对罪行有一个全面、合乎法律规则的界定。国民政府在这方面也没有经验，先是参照国际法的有关规定，特别是《海牙公约》及《日内瓦红十字会条约》。并参照联合国战犯审查委员会的规定，1946年7月列举了34项罪行。后来考虑到这些罪行未必都符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刑法和战争实际情况，国民政府1946年10月23日公布《关于战犯审判条例》，调整和补充为38项罪名。
从参照国际法设立34条罪行到自主修订的38条罪行，是中国法律界的一个突破：在确认罪行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特别针对日军对国人的大屠杀、虐待、掠夺历史文物等罪行，设立相应条款，对后来的审判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很难举证具体犯罪人和部队番号
1945年12月起，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根据军事区域划分，在南京、汉口、广州、沈阳、太原、北平、徐州、上海、济南、台北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及战犯拘留所，南京法庭直属国防部，其余9所分别隶属各地区的最高军事机构。
审判初期的主要目标是日军宪兵、监狱官员。他们在当地作恶多年，民众容易指认。广州法庭审理的第一案，是驻汕头日军宪兵杀害国民党军队情报人员的案件。1945年7月，日本宪兵吉川悟保、黑木正司等，捕获国民党军1 86师驻汕头情报主任郭伟杰及属下11人，将12人杀害于汕头机场。在法庭上，吉川、黑木等承认了罪行。但汕头宪兵中队长松永平司大尉拒不认罪，声称他当时在广州开会，回来后才得知此事，所以不能承担责任。然而同案犯证实：松永早已掌握了郭伟杰等在汕头从事情报工作的线索，指示部下相机行动，所以松永应负首要责任。广州法庭6月12日宣判，松永、吉川、黑木三人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