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军事件看唐与沙陀的关系
摘 要：大同军事件是晚唐时的一起军乱事件，是唐与沙陀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回顾事件前后，唐对沙陀的戒备与忌惮均反映了将其视为外族的态度。而入唐已六十余年的沙陀已自我认同为国人。沙陀对自我身份的期待与唐人对沙陀排外态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势必会引起大的冲突。大同军事件之后，二者关系急转直下，沙陀一族北奔鞑靼，开始了唐与沙陀关系的新阶段。
关键词：唐；沙陀；心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2；K2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9-0122-01
据《资治通鉴》记载，大同军事件是发生在唐懿宗乾符五年（878年），大同军内部发生冲突，云中守捉使李克用杀害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的军乱事件。大同军事件发生后，唐与沙陀关系急转直下，冲突战乱不断，最后以沙陀内部分裂，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族人北奔鞑靼而告终。大同军事件中唐与沙陀两方微妙的心理变化是促成这一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事件发生前后二者的心态入手，试图对而二者的关系有一个较为清晰地认识。
一、大同军事件之前
《新唐书·沙陀传》记：“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①至元和三年（808年），沙陀族在首领朱邪执宜领导下，随朔方节度使范希朝“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②。沙陀初入唐，在盐州休养生息，“为市牛羊，广畜牧”③。元和四年（809年），随范希朝职务调动，沙陀进入河东代北地区。其中，“希朝乃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而处余众于定襄川”。进入代北时期后，沙陀成为李唐王室抵御外患的中坚力量。据《新唐书·沙陀传》记，在这一时期，沙陀先后助唐平镇州王承宪、淮西吴元济之乱，讨成德军朱克融之叛，御吐蕃，攻回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庞勋之乱于咸通九年（868）爆发，“庞勋乱，诏义成康承训为行营招讨使，赤心以突骑三千从。”④朱邪赤心领兵的沙陀军，成为康承训麾下的主力队伍，在剿灭叛军中有精彩的表现。《资治通鉴》记：“承训进逼柳子（镇），姚周引兵度水战……贼弃寨走，沙陀以精骑邀之，屠杀殆尽，自柳子至芳停，死者相枕”。⑤
咸通十年（869年）九月，庞勋之乱结束，沙陀军因其赫赫战果而名声大噪。《旧唐书》记：“以河东行营沙陀三部落羌浑诸部招讨使、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朱邪赤心为检校工部尚书、单于大都护、御史大夫、振武节度、麟腾等州观察等使，仍赐姓名李国昌”⑥。赐予皇室之姓并赋予姓名，可谓莫大的荣誉。同时，咸通十年（869）又“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留为左金吾上将军”⑦。据《通鉴》大中十三年（859年）“三月，割河东云、蔚、朔三州隶大同军”⑧可知，大同军在这一时期已经设置。“置大同军于云州”，应是将沙陀军并入大同军，沙陀军也就正式成为官方军队。从这里来看，已入唐60年的沙陀族人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荣誉带来自信心的同时更会带来其对自己唐人身份认可的更大需求。
应当注意的是，安史之乱后，唐人对外族的戒备逐渐加深。在平定叛乱中如此大露锋芒的沙陀军势必会引起唐王朝警惕。上条记载“以赤心为节度使，留为左金吾上将军”，合并大同军后，李国昌并未立即统领，而是暂留长安，到第二年（870年）才“以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⑨。暂留长安，事实上就是对李国昌的控制与观察。可以看出，唐王朝试图用这种分离沙陀首领与沙陀军的方法，来降低其对唐朝的威胁。由此，因赐姓名而大为愉悦的沙陀一族与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存在于唐人心中的排外心理形成鲜明对比，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势必会发生大的冲突。
二、大同军事件之后
《资治通鉴》记，咸通十三年（872年）十二月，“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俟功恣横，专杀长吏，朝廷不能平，徙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不赴。”⑩此后不久，就发生了沙陀军将领李克用杀害防御使段文楚的事件，“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尽忠遣君立潜诣蔚州说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11对比各种史料，虽对大同军事件的时间、进展等记载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在李国昌因“俟功恣横，专杀长吏”降职调回大同军之后。联系上文讨论的心理差异，这一事件的发生，与沙陀离散过程中产生的摩擦有关。
据《资治通鉴》记录，李克用杀段文楚之后，李国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若克用违命，臣请帅本道兵讨之，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12表明这时李国昌并不赞同其子做法，甚至有替朝廷管教之意。朝廷方面也接受了这一建议，“廷以李克用据云中，夏，四月，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13但僅过了一个月，“李国昌杀监军，不受代，陷遮卢军，进击宁武及岢岚军。”14。朝廷方就此大规模出兵进入河东地区，诛杀将帅的军乱演变成军事叛乱。对于李国昌父子为何将事情闹大，《旧唐书》记：“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与李克用合兵陷遮卢军，进击宁武及岢岚军。”15指明其有据地称雄的野心。
大同军乱之前，各藩镇均有杀帅逐帅现象发生，朝廷对这类事件的态度多为容忍。但在大同军事件上，却“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16，且“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帅，云合都下”17，如此大规模的出兵，可见唐王朝对此事的定性远比军乱更为严重。应当注意的是，唐朝本身在此时正陷入混乱局面。除各节度使叛乱叠起外，全国范围水旱蝗灾出现，黄巢起义持续扩大。通鉴记：“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内藏虚竭，无所佽助。”18在这样的情形下，唐朝仍不惜重兵会师晋阳，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对沙陀的极度不信任。
三、结语
大同军事件之后，对沙陀一族的记载已充满了外患的意味。如“沙陀侵掠代北诸军镇”19、“沙陀大寇云、朔”20等，这样的记述，反映了时人将沙陀视为夷狄外患的心态。上文提到的“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使用“御”而非“劝”非“讨”，就可更明显地表达出唐廷视其为异族入侵的态度。
除此之外，僖宗对大同军事件的认识则更明朗地反映出二者间的不信任，“朕以沙陀骁勇，重累战功，六州藩浑，沐浴王化，念其出于猜贰，互有伤残”21。“出于猜贰”，可以说是对大同军乱演变至此最好的解释。
大同军事件的开始，因段文楚本身“减军士衣物、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22，及李国昌父子野心而起。而其发展愈盛，则是由沙陀一族在面临离散时的抗拒与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对外族的敏感之间的矛盾点燃。
大同军乱之后，沙陀与唐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打击。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克用部下皆溃，独与国昌及诸弟兄北入鞑靼”23，开始了二者关系的新阶段。
注释：
①③④（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⑤⑥15 17 18 21 23（后晋）刘晌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⑦⑧⑨⑩11 12 13 14 16 19 2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