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摇篮的守护神与歌者
当新中国的公安文学在时代生活的航流中滚滚涌来之际，人们往往会把审美的眼光投注于尚在行进的文学之艨上。然而，在缪斯女神姗姗来迟的文学河道中，却有着公安文学早期创作者勇烈的冲浪和赤诚的搏击。他们为新中国的摇篮守护，为新中国的业绩讴歌，他们的名字决不应该被竖起的文学丰碑隐在基座之底。我在沿着公安文学的历史航程作追踪考察时，脑际里总是跳出一个熟悉的名字——
李文达
公安文学真正具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并以迥别于风靡世界的侦探推理和惊险犯罪类小说的不凡面貌，铺下中国特色的公安题材小说一块奠基石的，应是1955年发表于《中国青年》(14－15期)的中篇小说《双铃马蹄表》。这篇由文达执笔后由陆石修改润色的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始料未及的反响，由小说改编的剧本《国庆十点钟》(吴天执笔)拍成影片后，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轰动效应。
在1955年至1957年两年多时间里，文达共创作发表了《双铃马蹄表》、《一个笔记本》、《奇怪的数目字》和《爱甩辫子的姑娘》等四部中、短篇公安小说，并和林庆标创作了电影剧本《农村一妇女》。然而不久，文达被迫中断了创作。数年后，他的创作热情又在另一个领域里燃烧了起来。除了与末代皇帝溥仪合作创作文学传记《我的前半生》外，近年来，他还创作完成了《人神沧桑》二卷本长篇小说，主编《人、龙、人》大型画册，并主编了《中国当代公安题材文学作品选》(1949－1989)。参与领导和组织了公安文学的创作、研究工作。
公安文学的发展历史，莫如说，即是作家越来越自觉清醒、越来越深刻完整地把握与认识警察界和与警察界有机沟通的整个世界及多种关系的艺术表现过程。而文达的系列“反特”小说，则可看作是作家在这片尚未深耕细作的土地上，自觉认识、深入表现而开掘出的一块“处女地”。
《双铃马蹄表》的故事并不曲折，构思也未见精妙之处。它只是相当忠实地叙述了作者自己参与侦破的一起“反革命爆炸未遂案”。然而，它却标志了中国公安题材文学开创期一个崭新的起点，一个公安题材“本体”曲折历程中独立个性确立的良好开端。
文达的作品，不同于其它侦破小说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作家的创作取材，不再是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战场，不再是刀光剑影、枪林盾丛的公开搏杀，而是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创发展中，在祖国由战乱修复期转入和平建设期的背景上，我公安保卫战士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曲折隐秘的暗中较量。由于取材背景的转换，使得作家的创作视点，主题内涵、结构方法、叙述风格，也都有了和过往这类小说质的改观和变化。
读文达的作品，往往有这样深刻的感觉：作家是在和平安宁、生气勃勃的社会环境中去撷取把握现实生活，从现实的某一事物、某一人物、某一案件的真实表现过程中，再现现实生活中的美质、人的精神美质、作家理想中的美质以及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追求幸福的美质。在那些侦破作品中，作家并不是津津乐道于一两个曲折惊险的破案故事，而是孜孜索求于再现升华公安生活的本质特色和公安领域的真正代表人物。
和同期作家、艺术家相同，“警钟长鸣”、“弓弦紧绷”亦成为作家文达必然选择的基本主题。作家真诚而又严肃地在那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里反复告诫：一切热爱生活、建设祖国的人们，千万不要放松自己的政治警惕性，千万不要麻痹大意，敌人时时刻刻在寻找机会颠覆破坏我们伟大的祖国和我们从事的神圣事业。这种告诫在建国初期由战乱恢复走向和平建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肃反”高潮到来，而反革命敌特分子确未放弃他们破坏捣乱罪恶企图的状况下，尤其是在表面一派“阳光明媚、春风和煦”，而暗中充满凶险、阴谋、恐怖和罪恶的生活现实中，是必然而又必须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题的恒定却掩盖不了作家艺术追求的悄悄衍变。如果说，在小说《双铃马蹄表》中，这种主题，是被作者正面契入和明确强调的，那么，到了小说《奇怪的数目字》里，随着作家艺术思维的变化和艺术表现的成熟，这种主题则转为侧面烘托和多重强化了。作家的思想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语)，更加增强了思想内涵的隐曲丰富和艺术表现的淳厚味道。从《双铃马蹄表》——《一个笔记本》——《奇怪的数目字》，便体现出文达的这种对艺术的潜在追求。
公安干部顾群(《双铃马蹄表》)和石平(《奇怪的数目字》)，是作家着力塑造的真正公安战士的形象。在这两个外形相象、性格相似的公安侦察人员身上，集中了公安人员所应具备的优良素质和可贵的品格。我们看到：《双铃马蹄表》中的顾群，显得严肃而又认真，沉稳而又老练，朴实而又善良，坚强而又机智，工作勤奋而又细致，然而又是那么普通而平凡。同时，他高度的政治嗅觉和鉴别力，也使人不能不敬服。《文艺报》曾载文评过《双铃马蹄表》、言及顾群之所以能够清晰地辨明敌我，洞察真相，“不只是借助于他的侦察经验，而且也由于他对人民的深切的理解和热爱。”(见《文艺报》1955年9月第18期谢云的文章)。作家正是把公安战士放在社会生活的“厚土”之上，融于人民群众的相互依赖支持理解的“瀚海”之中，才使得他笔下的人物那么真实可信，平易可亲。如果说，《双铃马蹄表》和《一个笔记本》中的顾群形象，还是重在于侦察破案中体现忠诚细致等优秀品格的话；那么，在《奇怪的数目字》和《爱甩辫子的姑娘》里，作家则在公安战士石平身上蕴含了更多的“智慧”成份，那种沉静之中的智慧，那种处事不惊、临危不乱、周到全面、刚柔并济之中的“智慧”，是在深刻分析案情和深入实际调查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它迥别于西方侦探小说和当时流行的苏联惊险小说，作者或许认识到，那种先知先觉、出神入化的人物不属于中国公安人员。显然，在故事显性的敌我“智斗”的进程发展中，隐藏在背后的是作家和读者的智慧较量。作家文达不仅仅表现了他的纯正的思想和过人的智慧，他的自信和有趣也从这里充分地表现出来。
高尔基曾说文学是“时代的文学和情绪的历史”。它表现作家历史的时代的一瞬的情绪，在某一特定生活情状下的倾泄。同时，各个不同环境中的不同情绪演变又构成了“情绪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情绪”和“情绪的历史”，便深沉地体现在文达的作品中。
在作品《双铃马蹄表》中的主人翁顾群身上，便渗透着这样一种“历史的情绪”。在《双铃马蹄表》中，作家一方面描述了顾群观看着人民广场这十分美丽而雄伟的检阅人民力量的地方而产生的博大的情怀；一方面又描述了顾群快乐地嗅着槐花时，对家乡的美好回亿所产生的细微的情绪。作家十分自然地把人民卫士对壮丽祖国的神圣感情和对自然景物、故乡槐树的美好感情溶为一体，化为一种捍卫祖国尊严、保卫人民安全、粉碎敌特阴谋的、坚定无比的伟大信念。因而，自然地生发出“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容破坏，都不容许从我们手中失去……”的誓言。这种神圣情感和美好情感的互融，既表现了作家一种横向的“历史的情绪”，又构成了作家纵向延伸的“情绪的历史”。
从《双铃马蹄表》到《奇怪的数目字》，我们始终捕捉出作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求实精神和乐观情绪。同历史的脉搏、时代的节奏跳跃在一起的是作家描述着的热情蓬勃的祖国和人民高昂的、乐观的精神面貌。作家始终创造着健康向上的文学品位和真诚讴歌的情感基调。
作家用着的是一副沉着冷静、平缓自如的笔墨。所有的热情和真诚都埋藏于这副笔墨之下。乍读：淡淡的、平平的、较少曲折、毫无奇诡；深识：实实的、稳稳的、大有素养、深藏智慧。犹如一瓶包装素淡、内中淳香的陈年老酒，散发着特有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