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争吵\金融动荡与美国民主模式危机
美国救“有毒资产”却不救合理债务，已经把全世界拖入危机。美国的民主政治明显缺乏纠错能力，中国要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开辟新道路
当前美国金融动荡呈现危机新特点
近来美国的政治经济动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美国国会围绕提高债务上限的激烈争吵，让世界各国为美国是否会发生债务违约忐忑不安。尽管美国国会在8月2日的最后期限临近时终于达成协议，人们却并未感到宽慰，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恐慌，8月4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爆发了严重股灾，5日美国标准普尔评级公司下调美债信用等级，更让金融动荡雪上加霜并蔓延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从各项指标来看，2011年美国的经济形势很像2008年严熏金融风暴爆发前夕，值得引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高度关注。2011年全球能源、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像2008年一样出现猛涨，这同华尔街金融机构将通过注资救市获得的巨大流动性，纷纷从即将破灭的各类金融泡沫领域撤出，再次涌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有很大关系。不同于2008年的是，这次撤资范围不仅限于房地产泡沫领域，而且还包括股市、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和政府国债泡沫。2011年美国经济面临着很多危险因素可能加剧危机，美国许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弗罗里达、伊利诺伊、俄亥俄、新泽西等，面临着比希腊等欧洲国家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美国政府不断膨胀的国债泡沫达到了惊人规模，2011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6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维持运转需要筹集3万亿美元资金，而美国一年国内的全部储蓄总额仅为6000亿美元，2011将会突破国会允许的最高借债比重上限，意味着美国迟早将像希腊一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人为操控危机的能力，能够蓄意制造各种经济泡沫的膨胀并控制泡沫的引爆过程，这样就能将具有巨大破坏威力的危机作为武器，有选择地定向攻击国际对手以谋求全球霸权利益，掠夺各国广大民众财富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危机与损失。美国金融财团还将操控政府代理人和媒体制造出的虚假舆论，作为欺骗世界各国和民众谋取暴利的金融战争武器。但是不盲日轻信美国官方数据的人，就能从中看出不少破绽，从而对其舆论误导提出质疑并发现早期预警迹象。当前美国官方已将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从1.8％调低到微不足道的0.4％，也间接暴露出就业人数的大幅度增长是虚假的，盖洛普等独立民调机构做出的就业大幅度下降分析更为符合实际。美国股市暴跌前夕大财团持有很高的现金水平，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机构持有现金水平则跌到历史低点，也反映出大财团已利用官方和媒体制造的乐观舆论成功拉高出货，广大民众持有的共同基金、养老金则被诱骗落人陷阱，在近来股市的暴跌和持续震荡下行中蒙受了惨重损失。那些想赚钱而却不了解金融战争的严酷现实的股民们，不幸成为了遭到“剪羊毛”甚至被“无情宰杀”的羔羊。
当前从美国的严重股灾和金融动荡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美国并未进入平稳复苏，这次金融动荡其实就是上次危机的延续和发展。当前，西方经济危机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美国官方宣扬的经济复苏也与以往复苏截然不同，其实只是金融财团操控政府制造的“危机压抑状态”。根据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至少投入了85万亿美元救市，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参与历次战争费用的总和。但是，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结束时经济状况反而更糟，经济增长几乎停滞而通货膨胀却日趋严重。美欧国家靠国债泡沫膨胀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只能促使经济危机从‘自然发作状态’转变成‘人为压抑状态’，就仿佛将沸腾的水装入密封容器一样变得更加危险，最终无法压抑利滚利形成的巨大债务泡沫更加猛烈地爆发”。
美国国会激烈争吵、股灾、标准普尔降级引发巨大恐慌后，奥巴马、盖特纳还是沿用以往的老套路挽救信心，坚称美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而标准普尔降级毫无根据，但是，这种矢口否认的态度反而沉重打击了民众信心。美国权威机构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3％的人认为政府政策改善了经济形势，60％的人称受危机冲击仍在被迫缩衣节食，50％的人回答危机导致财务状况显著恶化，40％的人称动用了养老、储蓄账户以维持日常开支，25％的人称受危机冲击被迫向亲友借钱维持生计。2011年2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坦率承认今天人们看到的美国社会正日益变得“非常扭曲”，“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两个基本上分裂的部分。两者之间的差距日趋扩大而且渐行渐远，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众多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挣扎”。《大西洋月刊》的记者费利曼写道，“格林斯潘身为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徒，自由市场的显赫捍卫者，资本主义的高级传教士，居然也承认美国不平等的日益严重已成为国家危机，这表明美国社会确实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债争吵暴露美国民主模式弊端
当前美国金融动荡还暴露了其民主模式的深刻危机，标准普尔坦率承认其降级决定与其说是依据具体数据，不如说是依据美国国会和政府表现的严重无能，致使人们无法相信他们有能力改善美国中期财政状况。美国国会围绕国债上限的争吵表面上激烈，却仿佛像蓄意制造烟幕弹一样掩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为何美国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巨额救市资金却效果不佳?究竟是怎样的巨大金融黑洞能吞噬这些规模庞大的救市资金?为何金融财团拒绝披露救市资金的具体用途?为何广大民众无法分享到富豪所享受的“经济复苏”?为何实体经济和就业状况始终无法得到明显改善?为何当前经济复苏疲软乏力同二战后形成鲜明对比?
当前美欧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却难以走出经济困境，说明二战后美欧出现危机缓和的“黄金时期”并非凯恩斯主义功劳，而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形成的强大现实压力，迫使西方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非凯恩斯主义理论，被迫推行了一系列收敛金融资本贪婪本性的社会改良，当时世界各国盛行的潮流是国有化和金融管制化，同20世纪80年代美欧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截然相反，同美国竭力在全世界推广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截然相反。当年西方的民主模式和某些人崇拜的民主社会主义，根本无法避免发生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今天也需要有广大民众和社会主义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金融资本收揽贪婪本性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才能挽救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主张凯恩斯主义的某位中间派西方著名学者也承认，二战后西方的社会改良成就来自冷战生存压力，尽管她怀念瑞典模式所体现的温情脉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