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情理在宋代司法判决中的具体运用
摘 要： 情理法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特色之一，自宋开始发展成为一种审判模式。《名公书判清明集》为情理法审判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判例。本文拟以其中的婚嫁案件为研究文本，探究情与理的含义以及在具体案件中法官对二者的运用方式。
关键词： 情；理；情理法；司法实践；具体运用
《名公书判清明集》（下文简称《清明集》）是一部宋代判词的分类汇编，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清明集》中，尤其是户婚门的案件中，随处可见法官对于情理的运用。本文拟通过对户婚门中婚嫁类案件的分析，探究在宋代司法判决中法官对于情理的具体运用。
一、情在婚嫁案件中的运用
从古至今，情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一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情的内涵
通常我们谈到情，有以下两种含义：一是人之常情，即发乎人内心的自然的感情。例如亲属相隐制度，其发端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是一种最自然的情感，为我国历代律法所肯定。二是人际交往中产生的人情，也是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在司法语境下，情还指具体案情。笔者认为，案情扮演着演绎推理中的小前提，是判决的事实依据。情的三种含义在司法实践中交织在一起，法官对情的恰当运用是判决获得良好社会效果的保证。
（二） 情在《清明集》婚嫁案件中的运用
首先，法官充分运用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具有广泛的基础，最易引起当事人的共鸣。在《妻以夫家贫而比离》案中，有“黄桂若真有伉俪之谊，臂可断，而离书不可写，今观手写离书，却翻悔于七年之后，亦已踈矣。”法官通过人们对“伉俪情深”的通常理解，对当事人行为做出了否定评价。 又如，《诸订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案中：“母之爱女，情切于衷，不得不顾而之他。”该案中，双方已定亲，但女方的母亲听闻女婿不学无术，便私自将女儿许与别家。法官认为，母亲将女儿改嫁的行为是母爱的自然流露，因此法官对私自改嫁的行为并没有追究法律责任。
其次，法官对人情进行了考量，以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判决的宗旨。具体就婚嫁类案件而言，并非一味去维持婚姻的存续。正如法官赵惟斋所言：“男女婚姻与其他讼不同，二家论诉，非一朝夕，傥强之合卺，祸端方始。”法官还时常动用息讼手段，以保全人情。在《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案中，有“从长较议元承，并劝刘颖母子，既已兴讼，纵使成婚，有何面目相见，只宜两下对定而已。”法官劝诫当事人，如果诉讼结案，即使双方成婚，也是“无面目相见”了，故建议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
最后，法官从具体案情和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寻求合情合理的解决方式。第一，法官尽力避免当事人因诉结仇，讼争不断。“若不断之以法意，参之以人情，则后日必致仇怨愈深。”第二，法官尽力保证当事人人身安全。《将已嫁之女背后再嫁》案中，胡千三戏谑子妇阿吴，法官写道：“阿吴若归胡千三之家，固必有投水自缢之祸，……本县责付官牙，再行改嫁，所断已当，此事姑息不得。”考虑到阿吴受到侵害后的心理状态，法官决定由官府强制阿吴改嫁，以防其自寻短见。第三，法官还会根据案情提出自己的建议。《妻以夫家贫而比离》案，法官提出：“如夫妇不可复合，亦既悯念黄桂贫乏，资助钱物，使之别娶。”虽然离婚已成定局，法官希望女方能体恤男方生活艰苦，在离婚后资助男方另娶新妻。在今天看来，对当事人提出这种建议有悖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但将法官置身宋代司法实践，其基于对案情的分析做出这样的处理，实属“情理之中”。
二、理在婚嫁案件中的运用
理与法密切相连，朱熹曾将法表述为“天下之理”。理在司法领域的作用可以类比于法，这也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特色。
（一） 理的内涵
相比于情，理较为抽象。关于理的含义，学界存在着争议。滋贺秀三先生将理解读为天理，黄宗智先生则认为在表达层面上，理指的主要是普通意义上的道理。笔者认为，天理与道理并不矛盾，二者是统一的。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天理的理解类似于西方自然法，认为理是宇宙秩序本身中基本的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然而理并非空泛的概念，它以儒家伦理纲常作为载体，即三纲五常及以其为基础演绎出来的一系列准则。三纲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传统中国人观念中的“天经地义”，在具体情境下，就表现为黄宗智先生谈到的“普通道理”。
在司法实践中，理相当于法律推理的大前提，由对理的演绎可以推出法官价值判断的结果。这与现代法学中以法律作为大前提的规则相悖，但在《清明集》婚嫁案件所展现出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理的运用甚至超过了律文本身。
（二）理在《清明集》婚嫁案件中的运用
法官在处理在婚嫁类案件时，对理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官运用名教解读案情。名教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行为规范。在《清明集》婚嫁案件中，“名正言顺”屡次出现，其背后的支撑正是儒家的名教。“名正言顺”最早由孔子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儒家将正名分作为为政的首要任务，在司法中亦如是。在《士人娶妓》案中，法官痛心疾首地呼吁：“公举士人，娶官妓，岂不为名教罪人？岂不为士友之辱？不可！不可！大不可！”判词全文仅此寥寥数字，却明确表达了法官以名教作为大前提而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与其他判词相比，别具一格，颇具特色。
其次，法官运用名节来说服、教育当事人。名节即名誉和节操，是维护儒家伦理纲常的重要工具。如“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又如，“一女不事两夫，陈鉴既为士子，岂不洞达此理，焉可使魏荣姐为失节之妇乎？”感叹和反问的句式强调了名节的重要性。另外，婚嫁诉讼中，名节仅是对妇女的要求，在性别上存在着双重标准。
最后，法官将理的含义具体化。如“胡千三戏谑子妇，虽未成奸，然举措悖理甚矣。”戏谑子妇虽未成奸，但已违背儒家伦理。又如，《妻以夫家贫而比离》中“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只有男方掌握婚姻的单方解除权，女方弃夫是悖理的行为。法官通过宣讲、解释来教化百姓。由于理的含义高度抽象、概括，在其具体化的过程中与情产生了交叉，这也正是理在具体案件中转换为“普通道理”的体现。
结 论
情与理的运用增强了判决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性，由此得出的结果往往不是明辨是非，而是具有平衡性质的折衷，使双方的利益、损失大致均衡，因此当事人对判决的接受程度也较高。但情、理的运用并不排斥法的适用。在《清明集》婚嫁案件中，法官往往用“在法”、“如法”、“律云”引出律文的规定，法是审判的基准，但是否适用该规定却是由情与理决定的。当情、理与法的价值不一致时，法官就会依情、理对法进行变通，即“舍法意而用人情”。这样说来，情与理类似于英美法中的衡平法。如《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案中，法官虽然已经明确表示“合与不合成婚，由法不由知县”，但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终究“未欲以文法相绳”，最后仍是依据情理调解结案。
情、理、法三者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密不可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三者浓缩于司法，又集中于法官的判案思维，三者混融一体。”①这也正是法律儒家化和法律伦理化的体现。当代的法官在处理今天众多的婚姻案件时，可以从《清明集》的司法实践中寻找调解或判决的方法与智慧，以资借鉴。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宋）胡颖、蔡杭等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史研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2] [日]佐立治人：《清明集的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三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宋辽金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4] 张正印：《事实的敞开：情理法判案模式的合法性构造》，《东方法学》，2008年第3期，第140-149页。
注解：
① 张正印：《事实的敞开：情理法判案模式的合法性构造》，《东方法学》，2008年第3期，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