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而耳顺"的法律商谈论解读
[摘要]孔子是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法哲学的开创者。“六十而耳顺”也就是说明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是一个言路畅通的社会。正如商品的价值是在流通中实现的，公民的权利能力也是在言语交流中实现的。话语是联系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纽带，公民平等的“主体问性”的话语权的通顺行使，保证了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一个具有合法性和集思广益的、知识型、智慧型的政府。
[关键词]孔子；六十而耳顺；主体间性
[作者简介]聂长建，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何跃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430073
[中图分类号]DF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5-0077-05
一般认为。“六十而耳顺”是指：六十岁时，能听进不同的意见。这种理解当然也没错，但却相当肤浅，仅仅停留在望文生义阶段，没有放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挖掘出这句话的法哲学含义。站在法政哲学的高度。孔子这句话就从个人对待话语态度这个狭小范围上升到国家对待话语所应该秉持的正确态度。就此而言，当我们说今天进入了对话、商谈的法治社会时，我们有理据地说，孔子是法律商谈论创立者之一。
一、语言哲学与法哲学
传统的东西。越是经得起考验，就越是具有现代性因素。孔子的思想就具有这样的特性。哈贝马斯认为。把科学史上的范式概念应用到哲学上，可进行“存在”、“意识”和“语言”的哲学史上的三分期。并相应地区分三种哲学思维方式：本体论、反思哲学和语言学分析，“语言学转向进一步把哲学研究放到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上，并将它带出意识理论的困境”。法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而语言哲学是新兴学科，将语言哲学引进法哲学。为法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这就是法哲学的现代性，法律商谈论是语言哲学向法哲学渗透的重大成果，言语表达机制是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专制社会与法治社会、落后社会与发达社会相区别的标识。在前者，话语表达被不同程度地垄断，成为少数人的“独自”，言语区域里被泾渭分明地分为“说者”和“听者”两块，控制话语的掌权者是只“说”不“听”的“说者”，没有话语权的民众是只“听”而不能“说”的“听者”，言语表达机制被阻塞；在后者，话语是不被垄断的，“独自”被“对话”所取代，每一个公民既是“说者”又是“听者”，言语表达机制是通畅的。而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孔子的法哲学中已经开始了语言哲学的研究。
思维是人和动物的区别，而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和工具，是先于思维而存在的。语言当属于上帝赐给人类的珍品之列，人类的诞生，首先归于语言的诞生；人类的进化，首先归于语言的进化；语言表达机制的发达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如果一个社会由于语言表达机制的落后和阻塞而妨碍其成员的话语权利的行使，就会丧失发展潜力。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语言都是法政哲学家们关注的话题，孔子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二、“六十而耳顺”表达了法律商谈论思想
先看下面这段话，就可体昧出言语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初一看，这句话颇为费解，人的听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到六十应该是“耳背”而非“耳顺”了。以此来理解，那么“六十而耳顺”是违背常识的，是错误的。“六十而耳顺”显然不是就人的自然听力而言的。而是就人们对语言所持有的态度而言的。孔子所说“六十而耳顺”也就另有一番新意，孔子这句话说明了人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对言语的认识发展过程，“耳顺”是在五十而知“天命”后才能达到，足见其多么难得；而过了这一关，达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上乘境界，足见“耳顺”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人到六十是思想认识成熟的时期，其标志就是“耳顺”，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也在于“耳顺”。
首先，“耳顺”立足于“知天命”，人对天命采取虔诚态度和敬畏之心，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太阳的照耀，我们都是被照耀者；知天命不是迷信，而是要求人们有自知之明，不可妄自尊大；任何个人不能唯我独尊，无法无天，把自己当作“一贯正确”的输出者，这就要杜绝言语的自我中心主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要尊重其他人表达言论的权利。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对于“学而优则仕”者，一定慎行慎言，任何人如果幻想垄断言语，就是不知天命，侮圣人之言，这是对企图搞一言堂的专制者的警告。苍天之下，有万事万物，也有万人万言，苍天不允许自然界独特的“一物一色”。也不允许人类社会独特的“一人一言”，言语不能被任何人垄断的，言语的渠道应该是顺畅的。作为一个“知天命”的统治者或政权，更应该知道其权力来自人民，只有政权出自人民真实意思的表达，其政权才有坚实的基础，其明智的做法就是开通言语渠道，平等地和每个公民对话，将人民的意见吸收进来转变成人民乐于接受的政策和法律。如果充耳不闻，甚至残酷迫害人们的言论自由，那么再强大的政权也会走向衰败。
其次，任何个人，无论其何等的智慧，鉴于知识的分立性，他只能掌握极其有限的知识，他不能够借助权力把自己的有限知识当作无限的知识强迫他人接受，对不同意见拒之门外和高压打击。孔子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确实，一个人不知“天命”，就会自我膨胀、自我为大、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将一切和自己相左的言论当作“异端”而攻击之。那么“耳顺”也就不可能存在了。这句话反映了孔子政治哲学的理想图景。在孔子看来，一个政治家必须经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等阶段才能达到成熟阶段，这个成熟的标志就是他“耳顺”，他能够畅通言路，允许他人和群众发表自己的意见，吸收大众的智慧来治理好国家。如果言路不通，以权力作话语，压制言论自由，他人和民众正确的主张不能提出来，更不用说采纳了，自己的错误主张提出来也没人敢反对并得以实施，那么“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敢违抗，这岂不接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丧失吗?”
再次，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在法律上，一个语无伦次的人是没有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政治上，一个没有权利说话的人根本就称不上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公民。所以。一个言路不通的国家，可能会有许多“人”，但能够作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公民”却很少，“一言堂”的国家人口再多，充其量只是按掌握话语权力的人的意志行事，这样的人再聪明，也是一人(极少数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