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诗歌中的“卧房”主题新解


  对于济慈的评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最初的唯美主义者,到说教主义者,直至现在的政治性诗人。19世纪初期,评论家多关注济慈的唯美特征,讨论其诗歌的奢华与美丽。唯美主义运动者们更是以济慈为典范,“美即真,真即美”也被奉为信条。从马修·阿诺德开始,评论家们开始讨论其诗歌中的深层寓意。这类评论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从诗歌中寻找超越现世的普世真理。所以究其本质,这些评论家都是在塑造着一个不涉时事的诗人。
  因此,尽管对济慈诗歌的评论多种多样,但主要是讨论他的诗歌与时代脱离具有永恒的美。随着各种思潮,诸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消费主义的兴起,对其诗歌解读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些解读颠覆了曾经的非政治性诗人形象。从20世纪70年代末,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们发掘出济慈诗歌中的历史与政治层面。
  1979年,杰罗姆·麦甘以《济慈与文学评论中的历史方法》一文开启了以新历史主义方法解读济慈诗歌的先河。对于济慈诗歌的新历史主义解读在90年代大量涌现。此类解读大多关注济慈与伦敦佬派诗人的渊源。本文也以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济慈的诗歌,也是探讨济慈诗歌与伦敦佬派诗歌的渊源,但是主要探讨其诗歌中常常出现的“卧(闺)房意象”(bower image)与李·亨特的关系。一个表面上只有美学意义的意象,实质上是与当时社会相商榷而形成的话语,而新历史主义者多忽视了对此意象的研究。
  亨特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此意象。所谓的“卧(闺)房”意象,一般是大自然中的一处私密的休息之所,如同一个小型花园,有鲜花、绿树、小溪、喷泉、雕塑、凉亭、躺椅等。一处葱葱郁郁的类似于小花园的卧(闺)房,幽静华美,是个人的或情人们的私密空间。济慈的诗歌中类似的描写也随处可见,例如济慈早期的《恩底弥翁》一诗。诗歌讲述恩底弥翁与月亮女神的爱情故事,诗中处处是此类意象,有时甚至不惜影响情节的发展而沉迷于此,所以使全诗读起来像是一副卧(闺)房的拼贴画。处处是鲜花,处处是绿色藤蔓,处处是各色各类花朵与植物,构成一幅色彩纷繁复杂的华美图画。如果只读诗歌文字本身,只能看到济慈的唯美主义,因为济慈在描写中极尽奢华,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
  济慈对此意象的描写确实同亨特相似,不过两位诗人迷恋于此意象的原因,本文有不同的解读。当时有一件事情并没有引起批评家们的足够重视。1812年3月《晨报》对当政者竭尽赞美,称摄政王子为“心灵的征服者”“可爱的阿多尼斯”,等等,面对这些溢美之词,亨特在其《观察者》上愤而驳斥。当局在此之前曾多次试图整饬《观察者》未果,这次终于被当局抓到机会,于是亨特兄弟于1813年2月被判罚款以及两年监禁。评论家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一般到此为止,可是亨特狱中的生活更值得关注。
  最初,亨特一人在萨里郡的马贩巷监狱中孤独消沉;但到了3月,他被转到狱中医院的一套两居室病房里,并允许接待探访。有趣的是,亨特将牢房的客厅装饰一新,墙纸是玫瑰花架图案,天花板涂成蓝色的天空中点缀着朵朵白云,原有的铁栅栏窗户用威尼斯百叶窗遮盖,墙上挂着弥尔顿、约翰·亨特等的肖像,屋里还摆有笛子、钢琴台、诗人们的半身塑像以及书架、睡椅,等等,屋中到处装饰着花朵。亨特宣称“在岸边没有更加漂亮的屋子了”。另外,亨特将他屋外的小院子修整成花园以供休闲,绿色的篱笆,花架上爬满了茂盛的红花菜豆,花园里还栽满了小树。就在这里亨特开始了他快乐的狱中生活。
  当然,对监狱病房的这种布置让很多人目瞪口呆,狱长会不时地来探头观望,同样让狱长惊讶的是蜂拥而至的访客们。成群的访客络绎不绝,有亨特的亲人、朋友、自由主义者等,有的是关心亨特的身体状况,有的就是为了来参观他的名噪一时的卧房,当时参观亨特的牢房成为改革者圈中的一种时尚。名人们纷纷来访,比如拜伦、激进的社会改革家杰里米·本瑟姆、兰姆兄妹、约翰·斯科特、约翰·史文朋,等等。他们同亨特的家人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讨论诗歌,欣赏音乐,也经常喝酒到很晚,直到晚上十点的宵禁之后他们才会离开。而有的访客就留宿于亨特的病房,睡在沙发或睡椅上。不同派别的访客们以亨特为中心,有时候这种狂欢在监狱里会持续数天。
  历代的评论家们对亨特在监狱中的所作所为避而不谈,也许他们认为那只是场表现亨特的浪漫逃避主义的闹剧。事实上,亨特的狱中活动颇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人们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着这场狱中的盛会,而济慈则是通过朋友或是《观察者》探听或者了解狱中的情况。当局试图用监狱关住亨特的身体,但是亨特的精神却不受所困,仍然畅游于斯宾塞与弥尔顿的王国之中。“漫步于美丽的闺房/挑选中了魔法的花朵”呼应着亨特对狱室的布置,也表现其对斯宾塞奢靡风格的迷恋。在狱中,亨特花了大量时间为《仙后》做注,尤其着重其中伊丽莎白政府专制统治部分;每周为《观察者》撰写文章抨击当局的法律政治等各方面问题;也是在狱中完成了《自由的降临》和《里米尼的故事》,抨击社会的政治的等级压迫。可以说,亨特的狱中生活所追求的快乐的社交生活与奢靡的文风为后来伦敦佬派诗人奠定了诗歌与政治的核心,也就是瑞依所说的“异文化”,也是考克斯所论述的伦敦佬派诗歌与政治策略。亨特出狱后回到家中仍然继续这种生活方式,济慈在《睡眠与诗歌》中再现这种场景:
  诗人的住所是通往
  快乐庙堂的钥匙。周围悬挂着
  诗人们的光荣的画像,吟咏于不同年代的
  诗人们——冷漠而又神圣的半身雕像
  对彼此微笑着。
  诗中所歌颂的“诗人的住所”正是亨特在汉普特斯西斯的住宅,他的书房墙上悬挂着诗人们的画像,壁炉架上等地方摆放着诗人们的半身雕像,就像曾经的狱中布置一样,而他的书房也正是济慈等人谈古论今吟诗作画的地方,所以济慈称之为“通往快乐庙堂的钥匙”,就如曾经的牢房也是人们沙龙活动的地方一样。除了《写于李·亨特出狱那天》直白地歌颂亨特与花朵为伴与斯宾塞、弥尔顿为友的狱中生活外,济慈也大量描写出狱后家中的沙龙活动,就像他狱中的沙龙生活一样。1817年的《诗集》中多首诗歌描述了亨特家中的文学沙龙活动,比如有名的《蚱蜢与蟋蟀》就是某次与亨特写诗比赛的产物。
  同时,济慈也不停地在诗歌中塑造一个一个的葱葱郁郁的卧(闺)房意象,正如《恩底弥翁》中的描写一样。瑞依与考克斯也都论述过亨特奢靡的自然诗歌,尤其是其“枝叶繁茂的卧房”意象中的所蕴涵的共和政治。济慈在《恩底弥翁》开篇中明确说道:
  凡关的事物就是永恒的喜悦:
  它的美与日俱增,它永不洺灭,
  它永不消亡,它永远为我们保留
  一处静谧的卧房,让我们安眠,
  充满了美梦、健康和宁静的呼吸。
  这样子,每个翌日的清晨,我们编织
  绚丽的彩带,把自己跟尘世系牢,
  不管失望沮丧,也不管无情的人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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