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神话与美国农业政策（上）
“自由放任主义”是美国政府所信奉的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信条，但美国很早就插手干预了农业经济事务，而且至今仍然如此。应该承认，影响与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政策的因素都是多重的，美国农业政策也是如此。然而，美国人的价值观与民族信仰，尤其是起源于建国初期重农主义理想的重农神话，对美国农业政策的影响相当深远，对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更好地理解美国农业政策至关重要。
美国重农神话的形成
早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美国就已经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在早期欧洲殖民史中，特别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与圈地运动的影响之下，美洲大陆被欧洲人描绘成为可能实现其几个世纪以来的田园理想的地球上惟一一片乐土、花园和伊甸园。随着美洲殖民地的扩张，欧洲移民数量不断增多，滥觞于欧洲田园作家诗作中的田园理想渐渐由早期殖民者移植到美国这片未曾受到工业文明污染的“新大陆”上。“新大陆”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不断到来的迫切期望拥有土地的移民，都为欧洲田园理想在美国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独立之初的农业美国最为接近那个时代人们的“农业乌托邦幻想”。农业是早期美国社会的支柱，九成的美国人都以种地为生。美国的独立革命就是由农民完成的，农民是这个新国家的象征。美国的国民性格，开国元勋们的民主政治观念和治国方略，都是建立在农业美国的现实基础之上。立国之初，在确定美国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时，存在着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托马斯·杰弗逊之争。汉密尔顿主张发展工商业，而杰弗逊主张继续以农业治国，发展自耕农式的小规模农业经济。杰弗逊的思想受到了维吉尔、赫雷斯以及詹姆斯·汤姆森等欧洲田园作家的深远影响。在《弗吉尼亚纪事》，以及致约翰·杰伊、麦迪逊及法国学者J·B赛伊等人的信件中，杰弗逊充分表达了他的“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共和国理想。在杰弗逊看来，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心地善良，性格刚健，不仅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性，而且在政治上与民主、自由血肉相连，是民主政治可靠的保障，是“国家最宝贵的一部分”，也是最具独立精神、最关心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公民；一个绝大多数公民都拥有自己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的共和国将是一个真正的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商业社会的狡诈与剥削，不受市场的专制，处处洋溢着自由与平等之气氛的民主共和国。
重农主义理想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美国人所共有的理想。早在杰弗逊之前，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坚决倡导美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以农业为主，限制发展制造业与贸易，因为他认为农业为主的社会是人类福祉与进步的先决条件，“农业是国家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一个国家获取财富的唯一诚实的方式。农民将种子播种在土壤里，收获时得到的是真正的财富的增加。这是农民的双手在上帝的恩宠之下不断创造的奇迹，是上帝给予农民纯朴的生活和勤劳的美德的嘉奖”。因此，“农业是最有用，最独立，因此是最为高尚的”，而“制造业则仅仅只是将农业产品进行加工，改变了产品的形式，却并未创造出新的财富”。这一理想如果能够实现，拥有土地的美国人就可以在美洲大陆宜人的气候条件下，在肥沃的土壤上，靠自己的勤劳与节俭，过上简朴、和谐而快乐的生活。他曾写道：“看看我们居住在各州的农民吧，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耕种，他们生产的产品足以养活家人，虽然谈不上富有，但他们是幸福的”。富兰克林积极为美国引进优良的植物与种子，传播与农业有关的书籍，甚至还提出了农作物保险的概念，以减小农民受到暴风雨、害虫及枯萎病等侵害所造成的损失。法裔移民克里夫库尔也是美国早期重农主义理想的代言人。1793年，在著名的《美国农夫信札》中，克里夫库尔用一种完全口语化的、充满朝气的农夫的语言和无比自豪的口吻写道：“除了少数一些小镇的居民，我们都是在土地上的耕作者”。就连坚决主张发展工商业的哈密尔顿也在其《制造业报告》中作出了明智的让步：“作为一个国家生活必需品的最主要和最可靠的来源，耕种土地比其它任何一种行业都要重要”。
从1815年到1860年，随着工业化，尤其是美国北方工业化的发展，独立而快乐的自耕农慢慢从美国消失，美国重农主义理想受到了工业化发展的严峻挑战。在这一时期，国内外对农产品的需求市场迅速扩大，美国国内铁路、运河等的修建更是将西部农民与这些新开拓的市场联系起来。东西部农民竞争激烈，在富饶的平原地带，机械化耕作技术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工具得到改进，作为传统农业象征的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市场需求的主导下，农民们仍然辛勤地劳作，但他们不再自己生产所需的农产品，而是开始种植经济作物，昔日的自耕农被转变成为小企业家。至内战前，美国农业已经完成了从自给自足农业向商业化农业的转换，农业呈现商品化和现代化趋势，农民越来越依赖于国内外市场，也越来越追求经济效益。重农主义理想中远离“腐败的”贸易的自耕农也在进行着贸易，与理想中自耕农的形象相去甚远。内战后，美国农民与其他美国人一样，对于商业利润、致富机遇以及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激情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把握机会，发展事业，自我成才成为美国青年，包括大多数农村青年的理想。过去大多数美国农民之所以能够满足于安于现状的自耕农生活，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属于大卫·里斯曼所说的“传统导向型”，而当农业价值观让位于商业价值观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性格转向为“内在导向型”，迫切希望摆脱传统（即自耕农自给自足生活的传统）的约束，用物质上的成功证明自己勤劳的美德终于得到了上帝的承认与奖赏。
对于19世纪初美国农民的这种变化，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也作了精彩的描述。在《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写道：“几乎所有美国农民都将农业与贸易相结合：大多数农民将农业本身视为一种贸易。美国农民从来都不在他们占有的土地上永久地定居下来。特别是在大西部地区，农民们耕田的目的并不是在土地上种庄稼，而是为了卖掉它：他们在土地上修建农舍，内心里打的算盘也是在更多移民到来后土地紧张时卖个好价钱。因此，美国人将其商业特质也引入到了农业领域：农民的贸易热情并不亚于其它行业的美国人”。在《瓦尔登湖》中，梭罗也写道：“对于这样的农夫我是不尊敬的：他的农场里的一切都是有价格的，只要能获得利益，他将农场的景观，将他的上帝都送往市场上交易：他不懂得欣赏自己所种的果树上果实的美，对他而言，这些果实只有变成了手中的美元才算得上是成熟了”。梭罗认为文明的过度发展使美国文化失去了活力，主张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人应该回归自然，吸取自然的养分，从而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作一个“半个文明人+半个原始人”而形成的“完整的人”。与爱默生将农夫视为联系人类与自然的“中间世界”一样，梭罗倡导美国人做一个在位于城市与荒野之间的小农场上耕地的农夫，既不受文明的奴役，又可逃脱荒野带给人类的孤独与恐惧：二人堪称美国“浪漫的重农主义者”。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成为杰弗逊希望的由独立而幸福的自耕农组成的“农业理想国”，美国农民也没有成为梭罗所推崇的有思想内涵与文化修养的在荒野与城市之间耕种的“诗人般的农夫”。但是，美国重农主义理想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几个世纪的欧洲田园理想传统，以及美国人所特有的怀旧情绪，使得独立而快乐的自耕农形象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人的心目中，也使美国人几个世纪以来将乡村生活理想化，田园诗化，将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自力更生、独立快乐的农夫奉为美国民主的脊梁和道德的楷模，并将农夫所拥有的小型家庭农场奉为美国人美好生活的象征。由于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一重农主义理想在美国文化中渐渐演变成为一种神话，即重农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