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人，是一个被打上深深时代印记的群体，我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由一元到多元、由禁锢到开放、由停滞到发展的巨大变迁。我们不前卫、不反叛，渴望温情，充满理想；我们不颓废、不张扬，懂得珍惜，知道感恩。我们可能有些许保守，但又不乏进取，同时兼具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是目前中国社会实实在在的担当的一代……
我生于1961年，典型的“60后”。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经历丰富，年少时目睹了“文化大革命”，中学毕业赶上了恢复高考，后来当兵、打工、上学、研究、从政，全过程参与了改革开放，见证了出国浪潮、股市兴起、全民经商、浦东开发、香港回归、申奥办博……作为那个在裂变板块的边缘中孕生的群落，我们是幸运的，人生50年，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见证者，也是丰硕成果的受益者，更是整个进程的参与者。所以，我希望把自己对时代、对人物、对事件的感触与感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一、1979年：改革
之初与时代召唤
1979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对台方针政策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的重大转变。同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对外开放的决策，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决定对广东、福建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
1.中学：迎接冲刺高考
1979年7月，我18岁，从上海市黄浦区江西中学毕业。
这一年，是“文革”后高考恢复的第三年。
此前的1978年中学有了第一届整届的毕业生，而我是属于整届的第二届毕业生，所以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在学校没日没夜读了_一年多的书，渴望把之前荒废的学业都补回来。当然，考大学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高考已经停了11年了，很多大龄的学生也都要参加考试，所以竞争是异常激烈的。
我就读的江西中学前身是延安东路第一小学，在“文革”前期发展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更名为延安工农兵学校。由于办学初见成效，不久升格为完全中学，命名为江西中学。黄浦区教育局当时不断充实学校的师资力量，有师院毕业的青年教师，有兄弟学校抽调的骨干教师，有“四个面向”的干部，使学校教学结构层次得以提升。
1972年延安工农兵学校改制为完全中学时，我们刚上小学四年级，所以都转学至坐落于外滩的黄浦区元芳弄小学。1975年2月毕业，到江西中学就读。在校期间，我一直担任学生干部，积极参与社会工作。由于1977年冬天开始恢复高考，所以从1978年寒假开始，大家都认真学习迎接高考，学校以我们一届三个班级为基础，专门抽调学习好的同学组建了一个提高班。
当时学习理工科是很吃香的，而我所学的正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工科。因为学习刻苦，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记得高考前的一次全区统一测试，我每门学科都在九十分以上（百分制）。由于学习好，加之发展比较全面，我被评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上海市三好学生，并在黄浦区学生毕业大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先进事迹。
我还记得自己在发言时曾说，“我在学知识方面取得一点成绩，这主要是由于党的培养、老师的教育和家长的关心。至于我自己，如果说我有主观能动性的话，就是喜欢想，善于学。……我决心做像雷锋、保尔·柯察金、黄继光那样的人，走他们走的路。所以，党号召我们学雷锋，我不仅要学习雷锋怎样做好事，而更主要是学习雷锋怎样做人。因为我觉得只有做他那样的人，才能走他那样的路，做他那样的事。这也是‘四人帮’的歪风毒雾没有使我迷失方向，没有侵蚀我肌体的原因。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更要坚定地走革命的道路，做有益于人民的事。”
我们这一代是在英雄主义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感觉生活充满激情、充满希望，在时代的感召下，我们意识到要尊重知识，要读大学。
2.选择当飞行员
在复习迎考的时候，我碰到了招飞行员的事，我的人生因此有了一个小小的转折。由于父亲是当过兵的，解放军是很令人尊敬的，受此影响，我自小也有当兵的情结。
我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和鼓励，时常会有些好心人对我说，“小范，不要去当兵啊，你学习辛辛苦苦，成绩这样好，又是干部，考大学笃定，去参军可能要打仗，危险啊！”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美面见美国卡特总统时，曾告诉卡特我们国家快要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了。访美回来就开打了。
其实，我非常了解当时的形势，越军蛮横侵犯我国边境时，我内心是怒不可遏的。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和平的学习环境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保卫的，我参军不是为了镀金，正是为了打仗！在体检时，我看到很多同学因健康原因被淘汰，很着急。好在我的健康条件好，体检基本通过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责任更重了。
一个小插曲是两年前的1977年，我曾报名参加过飞行员的选拔，当时叫滑翔员，是为飞行员做预备的，我也去接受检查了，一切都正常，但后来却没了下文。父亲给我的解释是，选拔是要看家庭成分的，飞行员最严格。彼时父亲成分是贫农，是很过硬的，但我母亲家里成分却是富农，所以就影响了我的选拔。
好在到了1979年，成分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是当兵还是上大学都已经不受成分的影响了。最重要的是，我的成绩非常好，招募飞行员的同志了解到我是很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学生，而部队又迫切希望扩充有文化的新兵，因此非常希望我能入伍。与此同时，学校也比较积极推动这件事，因为一个学校很难出一个飞行员，学校认为这是件很光荣的事情。于是在多方推力的影响下，我最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当飞行员。
1979年7月26日，我离开上海到了部队，成为上海这年招飞入伍的202人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来自上海的城市兵，我因为有着良好的文化基础受到了部队和战友的欢迎。一方面，上海兵家里条件比较好，时常会给部队带去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当时非常流行的半导体，又如中秋时家里人会寄月饼和奶糖来部队。其他地方来的战友没有或者很少看到过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感到上海兵很讲究生活情调，很新鲜。另一方面，当时部队正处在一个转换的过程中，以前当兵的人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现在城市兵来了，也带来了_一些新的文化生活，也会唱唱邓丽君的歌，所以说我们的入伍给部队带来了一些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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