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私营业主“习惯于和异国的官僚权贵们打交道”,遇到问题时总希望“通过上层关系摆平”,殊不知矛盾和误解一天天积累
10月15日,数声枪响打破了赞比亚南方省锡纳宗圭地区科蓝矿区的宁静。
混乱过后,在这个由中国人拥有的科蓝矿业有限公司(下称科蓝煤炭)的矿区,三名中方员工、11名当地矿工和一名群众受伤,一片狼藉。
非洲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远赴非洲淘金,但因自身素质的局限,对当地政治、民情、文化的疏离,加上内外监管的真空,使许多中资私营业主在挖掘财富时,忽视了必要的社区建设和社会责任。
用一位在非洲工作多年的学者的话说,他们“习惯于和异国的官僚权贵们打交道”,遇到问题时总希望“通过上层关系摆平”,殊不知矛盾和误解一天天积累。
领薪日的枪声
据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工作人员介绍,10月15日这天原为领薪日,200多名当地矿工因为未能按时领到工资,改善薪酬制度的要求未获回应,封堵了一条通往科蓝煤炭的道路开始游行。
当时,煤矿董事长徐建学及其家族高管均不在矿区,十几位中国籍管理人员英语能力十分有限,冲突随之升级。据现场中方人士介绍,愤怒的矿工开始朝中方管理人员扔东西,并破坏了煤矿的围墙,揭掉了矿井第二隧道顶部的铁皮,还运走了抽水机。
混乱中,两名脾气素来暴躁的监工吴玖华和肖利山,端起猎枪,向矿工平射,打伤了11名当地矿工和一名群众。两人伤势较重,被转移至卢萨卡的UTH医院接受治疗。冲突中,三名中方员工也受了伤。事发后,吴玖华和肖利山被赞比亚警方拘禁,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企业方面认为,矿工破坏矿区设备、攻击中国监工在先,枪击事件属于“防卫过当”。
但这一解释当地矿工并不认同。10月19日上午,一些赞比亚民众在中国驻赞比亚使馆门前集合抗议,后被警方驱散,赞比亚警方派了30多名警察在使馆周围巡逻。
徐氏兄弟发家史
科蓝煤炭的老板徐建学是江西乐平人,已在赞比亚经营多年。据接触过他的人说,徐身材不高,理着“毛泽东式”的发型。他善处人际关系,在广东、福建籍华人面前有时会自称“老乡”。
当地华人大多艳羡徐建学在赞比亚政府中的人脉,夸赞他“有见识”、“为人大气”,善于发现又敢于抓住别人不敢尝试的机会。也有人说,徐建学崇拜毛泽东思想,相信“层级管理”、“军事化管理”。据《经济学人》2006年10月的一篇文章,徐建学在首都卢萨卡的办公室里悬挂着毛泽东像,并一直使用中国日历。
1991年,英语专业出身的徐建学作为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翻译,随援建队伍来到赞比亚。工程结束后,全套人马打道回府,但徐建学留了下来。他在卢萨卡注册了扬子江建筑企业有限公司(下称扬子江公司),自己做起了包工头。随后业务越做越大,2000年前后,他将四个弟弟从老家接了过来。
扬子江公司在赞比亚相当有名气,这主要因为它承接了不少政府或公共项目,包括赞比亚反贪污局大楼修建工程、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府维修工程、国际机场总统候机室工程,甚至赞比亚前总统肯尼茨·大卫·卡翁达的陵墓。这些建筑项目为徐氏兄弟积累了资金和在赞比亚中央高层的关系。
2003年,赞比亚开放矿权。位于赞比亚南部与津巴布韦接壤处的科蓝矿区,吸引了徐建学的目光。
此地由于靠近卡里巴水库,地质风险大,且当地治安状况恶劣,此前在此经营的外资曾吃够苦头。加上当地部族与中央政府——主要代表卢萨卡地区工商业利益——关系微妙,自多党制改革后,更成为反对执政党的大本营,工会势力亦十分强大。
一位在当地工作多年的技术管理人员评论说,当地工人技术素质和组织纪律性不高,但在工会支持下抗争精神高涨。此外,与有色金属矿相比,赞比亚的煤炭附加值低,杂质含量高,利润前景不明,因而大型矿企普遍不敢染指。
但徐建学则认为,自己虽然是华人,却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土生企业”,且和上层关系密切,“应该可以罩得住”,于是作为惟一的投标者,揽下了这桩前景莫测的采矿生意——而正是靠着煤炭和建筑生意,徐建学和四个弟弟全都跻身亿万富豪之列。
工潮为何反复爆发
一些熟悉徐家的赞比亚华人指出,自2004年开始,科蓝在当地的煤矿屡次发生工潮和摩擦,并几次激化,而徐氏兄弟几乎都不在现场。他们的建筑公司也发生类似冲突。最惨痛的教训发生在今年2月,在徐建瑞分管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名赞比亚工人因不满中方管理人员钟某,用锄头将钟某敲打致死。该工人于 4月被赞比亚警方抓获,目前案件仍无了局。
《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陶勇分析,许多摩擦的起因都是小事,如果和工人、当地社区沟通密切,未尝不能及时化解。但由于沟通不畅,应对态度粗暴,导致矛盾升级。且每次事情闹大,徐氏兄弟都习惯于靠当地的上层关系捂住、摆平,结果事情看似平息,实则郁积了更大的情绪和隐患。“无形中,科蓝把当地地方对中央、落后地区对较发达地区、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矛盾,都聚焦到了自己身上。”
科蓝煤炭劳资纠纷的核心,就是薪酬及用工制度。
据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工作人员介绍,科蓝煤炭一直雇用“临时工”,从未按照赞比亚劳动法行事,没有给赞籍雇工规定的保障,而且按日计酬,薪酬亦是极低——去年薪酬标准是1.5万克瓦查(约合20元人民币)/日,今年增加到两万克瓦查(约合26元人民币)/日。
“你干几天活,给你几天工资。工作时长也没有界定,工头要你干多久就干多久。”一位曾在科蓝煤炭担任过管理职位的中方人士介绍,2009年以来,赞比亚市场需求不旺,矿区一旦发现库满就暂停开采,矿工就没有了经济来源。而一些中方监工态度粗暴,对各种诉求置之不理,激化了员工的不满。
科蓝煤炭四个矿井目前有将近70名中国人,都担任管理、文案等职位。600多名矿工几乎全部是赞比亚人。两者界限分明。据了解,尽管徐建学建立了多个机构和层级管理,并招募了一小部分专业人才,但实际上对这些人并不放心,真正重用的还是自家兄弟和亲友。矿区的一线管理人员,几乎清一色是徐氏兄弟在江西乐平老家的亲戚和朋友。
这些人在出国前也多是普通工人,但一到赞比亚就摇身一变成为管理者。他们本性淳朴,但因教育欠佳,不能理解赞比亚当地百姓的宗教观念和生活习惯,加上语言不同,遇到问题无法顺畅沟通,这些都加剧了劳资双方的隔膜。
相较西方矿企雇用既懂英文又懂方言的当地人作为企业中层的做法,中国矿企在非洲普遍缺乏上下皆可疏通的中间人。中方人员平时住在高墙院落中,很少同当地人往来、沟通。一旦出现问题,往往无缓冲机制可言。
子弹射向了人群
2009年9月,来自四川的黄磊作为科蓝煤炭历史上聘用的第一位矿区翻译,来到赞比亚。受过高等教育的黄磊多次劝诫中方监工尊重当地矿工,“最基本的是不能打人”,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采纳。在他看来,科蓝煤炭的管理相当原始,甚至根本没有现代管理。
“中方管理人员的意识明显滞后,他们一直认为,没问题的,不发劳保用品不会死人,生产环境差点不至于死人,不加薪,少吃一点也饿不死人,稍微打一打又打不死人。矛盾就这样越积越多。”黄磊说。
2006年6月,赞比亚当局一度试图关闭科蓝煤炭,称该公司的工人在没有防护服或防护靴的情况下,就被送到井下作业。
据接近该事件的一位中方工作人员在自己博客中介绍,尽管“煤矿的纠纷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员工劳动保护和福利的不足,但主要原因则是与当地利益集团产生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