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幸遇孙中山，亲聆教诲，后追随中山先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担任《夏声》杂志编辑，倡言革命。后在中华民国成立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起草孙中山就职宣言，再造共和，引以为终生自豪；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他也随之辞职，再次投身同盟会机关报上海《民立报》，并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之一。他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点燃讨袁“二次革命”的导火线；甚至在孙中山授意下参与策划冯玉祥等发动的“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孙中山去世后，张季鸾继承中山先生遗志，辗转京沪办报，为民主革命鼓与呼，忠实践行三民主义；后来合力而为接办《大公报》十五年期间，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敢言他人而不敢言，为国忘己，不畏权势，不为名利，毕生为完成中山先生未竟事业而努力，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百年中国罕有人比肩。
留学日本幸遇中山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已经被官方确定为留日学生的张季鸾听到这个消息后，特别兴奋，对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更加崇拜，恨不得立即飞到日本面见中山先生。经过紧急准备，1905年重阳节前一天，张季鸾和三十余名官派陕西籍留日学生，离开西北，经过上海，于此年底东渡扶桑。他在船上，和同学讨论孙中山提出的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认为有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必将成功，民族复兴有望，决心投入民主革命的潮流中。可惜的是，张季鸾到日本东京时，孙中山已经离开日本，到新加坡继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发展组织。张季鸾就在刻苦学习之余，不仅与同乡康心孚、井勿幕、张赞元等结成至交，还与其他省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等来往，以一种深沉的民族责任感，潜心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和变化。强烈的震撼和撞击，只能使张季鸾更加慨叹中国的无望，自然也使他下定决心改变中国的闭塞与落后。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复兴，首先要开启民智。结识了同盟会的志士仁人，经常翻阅同盟会会刊《民报》，了解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主张，对这位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更生出一种崇敬。
1906年秋，孙中山回到日本。张季鸾听说后，找到中国同盟会评议部长、首届陕西同盟会会长康心孚，强烈要求谒见孙中山。康心孚是张季鸾的同乡，比张季鸾年长，不仅文笔好，而且为人极其热情豪爽，因家庭富裕，在为留学生活动花钱方面毫不吝啬，后来还当选了“中国留学总会馆”总干事。当时留学生中甚至有这样的话：与其找中国公使馆，不如找“康胖子”。孙中山联合各省革命团体筹备同盟会，从筹备组织开始，一直到1905年8月20日成立，康心孚都参与其中，在留学生中口碑特别好。他广交朋友，于右任和孙中山，就是经康心孚介绍认识的。
张季鸾可谓找对了人。康心孚对张季鸾这个小同乡的文笔很欣赏，而且对其人品也很放心，于是答应引荐。1906年秋的一天，张季鸾终于谒见了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回到日本后，其在东京的寓所立即成为留日学生和华侨聚集的根据地。张季鸾记得，那一天下午，他随康心孚到了孙中山寓所。孙先生的寓所里，已经挤满了年轻留学生。张季鸾暗暗打量着，孙中山虽然个子不高，但身着笔挺的西装，气度庄重而洒脱，方正的面庞上，眉毛又浓又黑，深邃的眼神，闪射着智慧的光芒。张季鸾十分敬重孙先生，对他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富有传奇与冒险色彩的革命生涯，极其敬佩。经过康心孚一番介绍，只见这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大步向前，一双宽厚的大手握住了张季鸾瘦小单薄的手。自小失怙的张季鸾就像见到父兄一样，感到非常温暖。
当时民主革命正处于用人之际，特别缺乏能写作、懂日文的优秀青年。孙中山在会见张季鸾之前，听康心孚介绍过，因而对张季鸾十分器重，有心把这个年轻人延揽到民主革命的阵营。他侃侃而谈，以充沛的激情分析世界形势，宣传民主革命，对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理论，做了详尽的说明。从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这里，张季鸾看到了贫穷积弱的祖国希望之所在，他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后，表示愿意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万死不辞。孙中山听后，十分欣赏张季鸾的革命热情，谆谆勉励张季鸾，目前还是要以学业为重，真正学成本领，才能报效国家。对他说课余可以随陕西老乡井勿幕为民主革命鼓与呼，目前当务之急是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
于是，张季鸾听从孙中山指示，功课之余，随着井勿幕为民主革命多方奔走。１９０６年深秋，他随同张赞元、张立卿、赵其襄等人协助井勿幕在日本东京郊区创建同盟会陕甘分会， 成为第一批陕西籍同盟会会员。
随后，张季鸾还多次随井勿幕向孙中山汇报陕西留学生开展民主革命情况，并在井勿幕此年底利用寒假回陕考察归日本后，随着井勿幕亲耳聆听孙中山的指示。1908年2月，在孙中山指示下，张季鸾协助井勿幕、康心孚、张赞元等创办《夏声》杂志，组织发表文章，宣传革命，配合国内反清斗争，声援爱国学生运动，推动民主运动。其中，《夏声》杂志第三号刊登署名井勿幕的《20世纪新思潮》的文章尤为瞩目。该文是全国第一篇全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此年10月，清廷在陕西蒲城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蒲案”发生，在日本的张季鸾和在国内的井勿幕、张赞元等为受害师生奔走呼吁。张在《夏声》杂志第八号刊登《蒲案感事》一文，揭露蒲城知县李体仁封闭学堂，毒打师生，违法滥刑的罪恶行径，使“蒲案”迅速发展为席卷全省、震动全国的反清学潮。
1909年春，同盟会长江大总督于右任，因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捕，张季鸾得知后，根据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指示，在他编辑的《夏声》上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呼吁社会舆论支持正义，引起国内外的震动，英方最终释放了于右任。
起草孙中山就职宣言
1911年10月，近世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武昌起义爆发。受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潮流吸引，张季鸾随一批陕西籍的留日学生归国。他在临行前，对友人说：“这次起义，必获成功，我决定先行回沪，鼓吹革命思想，期望早日达到革命成功目的。”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季鸾在于右任举荐下，为总统府秘书。
当时，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秘书的共有五人，其他四人是康心孚、杨杏佛、任鸿隽、林伯渠等，均为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张季鸾料想不到，孙中山竟让他执笔起草就职宣言，这可是孙中山先生对他能力的信任。张季鸾在充分翻阅各种资料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深刻理解了孙中山的治国理念后，一个晚上一挥而就，并反复修改定稿。第二天呈送孙先生阅，先生阅后，大加赞赏，连连对左右说：真乃雄文！随后在就职仪式上向国内外发布，标志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的覆灭与延续两千余年帝制的终结。就是在时过百年的今天看来，这依然是一篇载入史册的雄文。
就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天，张季鸾及时向位于上海的《民立报》发电，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的盛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熟悉新闻史的后起之秀徐铸成评价：“中国报纸之自有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矢。”
后来，张季鸾还为中山先生起草了大量的文章，都受到先生的肯定。
民国元年2月12日，溥仪退位，自此，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寿终正寝。孙中山先生信守协约，即于13日向参议院递送辞职书，并举荐袁世凯。4月1日正式辞临时大总统之职。张季鸾亦随之离开临时政府。
与孙中山朝夕接触，虽只短短三个月，但孙先生追求民主，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的精神和行止，已经深深地影响了青年张季鸾。
办报反袁倒段两度入狱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寓居上海。张季鸾离开临时政府后，和于右任等革命党人一样，也追随孙中山回到了上海，以观时事，督促袁世凯南下就职。然而，袁世凯不愿意离开其北洋老巢。孙中山对此人嘴脸初步领教，认为革命尚未成功，有必要在北京办一份报纸，指示于右任认真筹划此事。于右任则让小老乡张季鸾去北京办《民立报》。
张季鸾早在1911年10月刚归国时，便被于右任邀去办《民立报》。这份报纸是于右任继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之后，于1910年10月11日创办的第四份报纸，后来成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报，发行量一度超过两万份。其影响不仅在上海很大，远至内地各省及南洋都有读者。网罗了著名的革命报人主持笔政，如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邵力子、叶楚伧、杨潜力、马君武、朱宗良、景耀月、王无生、康心孚、吴忠信、陈英士、钱病鹤、杜但宇等，可谓人才济济，阵容强大。后来，南京临时政府的九个部中，有四个部的次长来自《民立报》。此外，司法局长宋教仁、沪军总督陈其美，首都警察厅长吴忠信等人，也都是《民立报》成员。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得知消息，非常兴奋和激动，取道伦敦、巴黎，从法国的马赛港乘船回国，并两次致电《民立报》，把他本人的行踪告诉报社。张季鸾在这样的一个民主革命熔炉中经受锻炼和洗礼，结识了众多革命党骨干，同时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灼灼才华。他写了大量的消息和通讯，同时撰写了不少评论鼓吹革命，逐渐为读者所熟知。于右任曾追忆这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先生曾助余办《民立报》，英思卓识，天宇开张。”
经过一番筹备，1913年初，张季鸾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同时兼任上海《民立报》驻京记者。且说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权力后，渐渐露出独裁的本来面目，百般阻挠民国政府沿着孙中山确立的民主共和、三权分立政体轨道运行，决心用反革命的铁血手段，扑灭民主革命势力，将屠刀伸向了革命党人。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示其党羽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在国会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成立政党责任内阁制以制约袁世凯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发生了中华民国成立以来震惊国内外的第一件政治流血事件。在京的张季鸾闻知噩耗，挺身而出，在北京《民立报》与于右任南北遥相呼应，以鲜明的立场，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痛斥袁世凯的野蛮暴行。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袁世凯签署了两千五百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张季鸾得知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立即撰文在上海《民立报》披露，震动全国，掀起倒袁浪潮，并成为讨袁“二次革命”的导火线。当晚，北京《民立报》被袁世凯查封，张季鸾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同人好友多方营救，他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此后，北洋军阀对报人大开杀戒，故当时有“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的说法。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避居日本，依然在指导着国内反袁革命。1915年元旦，袁称帝，张季鸾在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指示下，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每天撰文抨击袁世凯，表现出谔谔风骨。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其衣钵，张季鸾离开上海，再次赴北京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继续讨伐黎元洪。他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讯同时脍炙人口。 后为《中华新报》总编辑，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被段命令查封，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这是1918年。但张季鸾不改初衷，依然继续反段，响应孙中山广东军政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在报上连篇报道各地革命浪潮，并撰写评论抨击段。
参与北京政变邀中山北上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统一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孙中山再次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张季鸾极为推崇和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张季鸾在《中华新报》上发表《列宁逝世》一文，高度赞扬列宁的伟大功绩，称列宁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列宁是“千古一人而已”。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一统全国的目标。受孙中山指示，于右任派张季鸾北上担任冯玉祥的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驻京代表。其目的是联合北方，肃清军阀。
冯玉祥在1924年10月23日顺利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政变后第二天，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相约在北苑冯玉祥的临时住所举行会议，即当时盛称的“北苑会议”，张季鸾作为胡景翼的智囊与会。胡景翼根据和于右任、焦易堂、张赞元、张季鸾多次商量的结果提议，邀请孙中山等人北上主持国事。
就在这时，张季鸾得到秘密情报:张作霖、阎锡山、刘镇华在太原聚会,准备联合行动,消灭国民二军和三军。冯玉祥迫于形势，亲自于1924年11月10日与段祺瑞、张作霖在天津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如下结果：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奉军进攻江苏，但不入浙江；国民军攻河南，但不入湖北。
张季鸾立即将这一情报根据程序上报。孙中山得知后，在12月31日，自沪乘船到津，转道北京。不料孙中山因一路劳顿，感染风寒，不得不住院养病，张季鸾拜见了孙中山，看到这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病重卧床，不禁悲从中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四十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希望他的革命主张和三民主义能够得到实现。
张季鸾闻听孙中山逝世，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下定决心继承孙中山遗志，到天津承办《大公报》。
《大公报》主要因张季鸾的社评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张季鸾的笔墨生涯，为文人扬眉，替志士吐气，正如周恩来唁电所评“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在百年中国报林无出其右者，自然在历史的天空留下璀璨的光华。■
（责任编辑/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