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张治中”这个名字，人们往往会想起“和平将军”这个词，也会说，他为什么在国共两党都能有极好的人缘？都能吃得开？ 的确，父亲一生与国民党、与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两人有上下级关系，也有朋友之谊，父亲能够向他多次上“万言书”，遇到极为不平的事情甚至会当面质问，连邓演达都说父亲：“你真胆大！”父亲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跟随蒋介石二十年，却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周恩来伯伯就不用说了，“文革”中曾保护父亲免于迫害，周伯母也说过：“我与文白先生自1925年在广州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我想说的是，我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道路，让人看起来似乎是一帆风顺。其实，父亲早年经历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所经受的痛苦挣扎。他多次在安庆、扬州之行中极其艰难地谋出路，终于在多次失意中磨砺而出，找到工作，最后才机缘巧合，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相比之下，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虽然还在上军校，但是随后逐渐身居要职。我的成长经历可谓一帆风顺，读名校、随父亲辗转各地继续学业，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事情。
辗转多地，历尽艰辛，父亲终于当上了警察
父亲1890年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故乡洪家疃是他人生的拐点和心灵的栖息之所。每逢人生不如意，他就会回来休养，在祖父母的墓庐里静坐思索。
晚年时父亲回忆童年生活时感慨地说：那是“我认为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父亲十四岁考秀才时名落孙山。由于家境十分清寒，为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去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偶然看见一张包杂货的《申报》上刊登有“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他欣喜若狂去报考。
父亲拿着祖母七拼八凑筹来的二十四块银元，独自外出闯荡。临行前，奶奶让他咬口生姜喝口醋，寓意是在今后的岁月里，要能够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只有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
这年，父亲十六岁。
“咬口生姜喝口醋”是父亲的人生格言，也是他教育我们时常说的话。父亲的经历，几乎都打上了这句话的印记。无论是青年时遭遇不公落榜，还是后来当“备补士兵”和“备补警察”时食不果腹，抑或是在战场上浴血奋战，靠的都是这种尝遍苦辣酸甜的坚韧。
后来，父亲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将这句话写成一块横匾，以省身心。父亲对我说：“我之有今天，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不但我永远不能忘，我的儿女也应该永远不忘，我愿我的子子孙孙，都永远记住这一句格言和遗教。”
父亲步行七天，走了三百多里路到省城安庆。当他打听到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具体情况时，他大吃一惊，原来学校分到巢县的名额只有一个，早就已经内定给了巡抚衙门的关系户了。
结果可想而知。
上安徽陆军小学的希望落空了，可是父亲不死心，他滞留在安庆等待机会。父亲的同伴中有两位是唐启尧的本家。清朝末年，每个省都有个督练公所，唐启尧是督练公所的总办，人称“唐军门”。
就这样，父亲为了省钱就沾了同伴的光，栖身在唐启尧公馆。虽然同伴提前返回家乡，但是父亲没有准备回去，继续住在唐公馆里。
父亲不是白住，他要陪着“唐二少爷”读书，同时准备第二年再报考安徽测绘学堂。唐启尧的二哥是一个秀才，有一天，他来到唐公馆，看见父亲这个陌生的乡下人，大声质问他：“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这穷小子配和他一起住公馆吗?”
父亲当时听了他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他羞愤交加。后来父亲说：“我宁可流浪死、漂泊死、冻死、饿死，也不能受人欺负。”
他决定走了。
就这样，父亲带着悲愤离开了安庆。
出走安庆后，父亲不知何去何从，他想到了扬州十二圩的远房亲戚。
父亲曾经去过一次扬州。
那是父亲考秀才落选而又无力进学堂的时候，他听说扬州要办一个随营学堂，便到十二圩去投奔父亲祖母家一个姓洪的远房亲戚。按照辈分，父亲应该喊他表叔。
这位表叔是一名哨官，常带着舢板船，领几名兵丁，专门负责保护盐务。
开始，这位表叔对父亲还是不错的，但是父亲报考的随营学堂始终没有开办，他对父亲便渐渐冷淡起来。父亲说自己当时吃的是“冷眼饭”，而且吃不饱。他有时候一个人坐在船头，对着河水落泪。
最终，他听从表叔的劝告回家了。
在离开十二圩时，这位表叔在给他旅费的同时，还给了他一张账单，把曾给父亲用的零花钱和伙食费一起算足，共十三元钱，还让父亲写下一张“借条”。父亲回到家的第二年，这位表叔就派人拿去找我爷爷要去了。
有这么一段经历，可以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父亲绝对不会再去十二圩。但是，父亲还是来了，他想知道随营学堂到底开没开。可是，到了扬州之后，他发现随营学堂还是没有开办。
父亲进随营学堂的希望又一次成了泡影。
无路可走的父亲决定去当兵，那样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
他来到当地的盐防营，可是这个营里没有正额兵可以补，他只谋得了一个“备补兵”的资格。
这是个可怜的兵种，根本没有兵饷，父亲的吃住都成问题。
吃饭是要自己出钱的，叫做“打伙食圈子”。父亲唯一的办法是去当铺当东西。最初是当衣服和零碎东西，后来都当光了，就当汗褂子。有一次，父亲去十五里外的仪征县城跑了一个来回才当了四毛钱。
住宿也很麻烦，虽说是住在兵营里，但是没有固定的铺位，遇到哪个铺位是空的，他就补上去睡。如果没有空铺，就睡不成了。父亲曾感慨地说，每天晚上，他总是抱着一床被子，到处找地方睡，清晨又抱着这床被子离开。
备补兵没有正式的工作，当正额兵有其他勤务离开后，就代替人家站岗或者跟随正额兵去上操。唯一的希望就是等正额兵出了缺，就有补上去的机会了。但这个机会并没有出现。父亲在盐防营干了三个月，决定离开。
从十二圩出来，父亲第二次去了安庆。
这是因为他听说安庆测绘学堂招考。但是，他到了安庆之后发现这个学堂并没有招考。他住在一个很小的旅馆里，渐渐就维持不下去了。
无奈之下，父亲决定去参加安徽新军。
可是，父亲投新军并没有成功。那时候，当兵也是要有一套手续的，不是说当就能当。征兵是由地方保送的，父亲没有这些手续，无法去办，当兵又没当成。
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去寻些小事情做，但是小事情也找不到。最后，他不得已补上了个测绘学堂的传达。
父亲住在测绘学堂的门房里，一面当传达，一面等待测绘学堂招考的机会。他负责引导宾客或学生，登记收发分转公文信件，这个“听差”的工作对满怀抱负的父亲来说是个非常苦闷的差事。
他想，新兵当不成也就罢了，现在当起了一个类似听差的传达，还不如去当一个警察。但是，按照当时的警察制，要想当一名正式警察，先要经过“备补警察”的阶段。别人请假不站岗的时候，父亲就去替人家站岗。每站一次是三个小时，每次四十文。
他曾经告诉我说：“安庆人家普遍烧芦柴，我住在警察分局时，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巡警局的厨房也是烧芦柴，堆在厨房的一角，我晚上就倒在芦柴堆上睡觉。最怕的是夜间站岗，正额警察请假偏偏常在夜间12时到3时，或凌晨3时到6时。那时正是冬季的寒夜，夜间起来很冷，衣服不全，直打冷战，但也只有咬紧牙关，从芦柴堆里爬起来，穿着一套别人的半新半旧的制服，挟着一根不长不短的木棒，孤零零站立街头，冷对着一片凄凉暗淡的夜景，真是百感交集，不知不觉地想到茫茫人生，我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
父亲总是这样问自己，他有抱负，但接二连三的挫折总是在打击着他。
两三个月后，他还是没有能补上一名正式警察，测绘学堂招考的消息仍然遥遥无期。这时，父亲的一个同学方若木来信，说扬州有个巡警教练所在招考。父亲离开安庆去了扬州。
在扬州，父亲通过了考试，顺利地进入巡警教练所。巡警教练所只有几十名警察学生，教学生当警察的规矩和知识。三个月后，父亲终于补上了一名正式的警察。过去“备补兵”、“备补警察”的痛苦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难掩喜悦，他提笔给家里写了封信，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家里。
正式警察的任务也要站岗，但是与以前不同，父亲这次是站自己的岗，这是何等喜悦的事情。执勤警察的业余时间比较多，别人都用来逛街、打牌，而父亲则埋头看书。父亲有个习惯，就是“捡字纸”，每看见带字的纸张都要捡起来看看。有一天，他在街道拐角处墙上看到一则广告，英算专修科夜班招生。这样，父亲除了站岗之外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
父亲选择接受媒妁之言的婚姻
突然有一天，在扬州当警察的父亲接到祖父母叫他回家的来信。
祖父母告诉他，在同村为他定了一门亲事。祖父母还告诉他，新娘叫洪希厚。祖父母最后说，回来完婚吧。
这封信落款是1909年。
母亲后来告诉我，这一年她十七岁。
按照洪家疃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母亲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父亲，彩礼是一串二十多枚的铜钱。
父亲接到来信后，毫不犹豫地请假回家完婚，他知道新娘没有文化，可能不认识字。但出于对父母的孝顺和对传统婚姻的恪守，他没有反对这门婚事。
完婚后，父亲一个人返回了扬州，母亲没有同往。
1915年，爷爷、奶奶相继在十天内去世。父亲当时还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听信匆忙回家奔丧，而一切善后事情都由母亲来操持。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后，家里已经是家徒四壁了。父亲最放心不下只有七岁的小弟文心。母亲无奈只好带着文心回娘家生活。直到1921年，父亲到上海大学读书，他们才得以团聚。
我出生在这年的4月。
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影响到父母的幸福，母亲陪伴父亲直到她1969年去世。任何时候，只要不打仗，我们全家就要在一起。
1929年，父亲在南京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到任不久，他发现有的学员出入秦淮河畔的烟花柳巷，吃喝嫖赌，军纪松弛。他素来对这种旧军队的陋习很反感，但是他没有采取强制手段，决定通过自身的婚姻现状去教育学员。他要求召开一次全体学员大会，特地请母亲参加。
会上，他对学员说：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经常逛窑子、嫖女人，认为有钱有势了，就可花天酒地，胡搞乱来，这不好。论军衔，我比你们高；论薪饷，我比你们多，可我就没有这样的行为。”
说到此，他指着衣着朴素的母亲说：“这就是我的夫人，她虽然没有文化，但我爱她，结婚二十年了，我从没有嫌弃过她，我们也从未红脸、口角。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寻花问柳，更没有添房纳妾，这些，我夫人可以作证。”
经过这次“夫人作证”的讲话，军校学员中的浪荡行为收敛多了。
母亲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父亲一生对母亲这样一个农村妇女，始终不离不弃，两人相守六十年。
有人说国共两党高官中，唯有两人一生只一位夫人，共产党有周恩来，国民党有张治中。究竟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特意去考证过。
母亲没文化，到北京之后因为要参加会议，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是父亲教她写的。因此，当时国民党中不少要员都和父亲开玩笑，劝他另娶出身高贵的小姐。而当时高官家庭连娶三妻四妾并不鲜见。但父亲却说：“她是我孩子的母亲，也是我的家乡人，抛弃了她，我将来何以向子女交代，何以面见家乡父老？”
母亲一生对父亲的工作不乱发表意见。但有一次，母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是父亲准备赴淞沪抗日战场，他的四弟张文心也将前往。
前面说过，文心四叔七岁时即由母亲带大，母亲对父亲说：“开战时，让文心留在你的身边，好吗？”
对于母亲的这一请求，父亲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后的。这次去上海，我已有了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文心也应当如此。”
父亲想将来当一名正式军人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后，父亲离开扬州去上海投了学生军，准备参加北伐。本来，他可以参加上海的警察队伍，但是警察的滋味已经尝过了，他不想当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组成南京临时政府，上海学生军奉命调往南京进行改编。父亲被编入陆军部入伍生团第一营。
父亲晚年回忆说：“（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打仗，就是北伐，打死了是光荣的；如果不死，希望可以进陆军学校，将来当一名正式军人。”
但是，父亲打仗拼一死的决心让他陷入了矛盾，他想起祖父母遭受的苦难和对他的养育之恩，一想到这心里就徒生悲痛。有时候，他在写家信时边写边哭，信也写得很长，简直是“以泪代墨”。
但这不是父亲悲伤的全部。
一个偶然的意外，让父亲差点被开除。
有一次，父亲与一些同学在操场上学踢足球，被一个同学用钉鞋踢破了腿，出血、化脓，课也不能上，操也上不了，父亲好生着急。
连部曾经开会，说鉴于张治中久未上操，主张开除。幸亏当时父亲表现好，有几个排长不主张开除。这条腿到了晚年也没有好利索，父亲时时感叹说：“这一条烂腿，险些误了我的前途。”
接着，南北和议告成，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入伍生团准备编入陆军军官学校，调入保定。
1912年冬季，由保定南下，南京入伍生团被送到武昌南湖，父亲来到武昌第二预备学校入学，学校的前身是前清陆军第二中学。巧合的是，1926年底至1927年，父亲在这所军校的旧址上办学兵团，他将校舍翻新，配置了发动机，决定要“重兴南湖”。
1914年11月10日，父亲从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保定入伍。1915年祖父母相继去世，父亲还没完成学业，祖父母也没看到父亲的未来。
我出生时，父亲在完成入伍的一段时间后，升入正式的陆军军官学校。1915年12月，在国会、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恢复了君主制，建立洪宪帝国，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
在学校，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与同学们都感到奇怪：“怎么又有人做起皇帝来了。”他们感到愤怒而困惑。
1917年，孙中山先生率海军赴粤，树起护法运动的旗帜，父亲到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
不久，父亲参加了征闽战役。他加入滇军第四师第八旅，任上尉差遣。实际上，父亲没固定工作，是个编外人员。
父亲曾说自己的办事能力在送子弹这件事情上有所显现。他奉命运输子弹，由几百个挑夫挑着，走的是旱路。当时，父亲没有一点运输事务的经验，但是他没有遗失一箱子弹，也没有一个挑夫逃跑。他穿着草鞋，从队首走到队尾，从队尾走到队首，鼓励、招呼、勉励挑夫。长官后来嘉奖他能干。
一生五次大难未死
成为军人，也意味着危险。父亲曾多次说，一生中曾五次大难不死，这是他多次口述，然后秘书记录下的一些历险经过：
第一次是在驻粤滇军第八旅当警卫队长的时候，带了一班弟兄跟从旅长伍毓瑞将军去对一营刚改编的官兵讲话。话才说了几句，他们就鼓噪哗变起来。伍旅长由几个卫士保护脱险。我和这一位营长站在广场中间，当几百支枪乱行射击时，这位营长把我往地下一推，大家都匍匐在地。变兵开枪达十多分钟之久，相去不过二十米左右，枪弹像雨点般不断落在我的前后左右。我当时只有束手待毙，但等到变兵枪声停了，我和这营长站起来，居然没有丝毫受伤。
第二次是在粤闽交界的黄冈，彼时我已调任连长。我军进攻驻闽的北洋臧致平军队，战况非常吃紧。我奉命带了一连人掩护左翼，占领了一小山，和敌战斗。到拂晓便带了弟兄们冲锋，目的是要把威胁我们左翼的敌人驱逐走。从山上冲到山下，又经过一道水田，攻到对面小岗上一个长方形菜园。谁知敌人仍顽强不退，而且三面把我们包围起来。战况激烈，在我左右的弟兄连传令兵都伤亡殆尽，我浑身都溅染了鲜血，但终于把敌人击退，我也并没有受伤，而我的勇敢自此得名。
第三次是驻在潮州城外，我已当了营长。桂军刘志陆（汕头镇守使）和北方勾结，夜里派兵把我团包围。我营各连是分散驻扎各村的，最初听到枪声还以为是误会，仓促间无法应付，我率领了守卫营部的几个弟兄冲出去，到了一个小山上。谁知侧面相距很近的小山头也早被敌兵占据，突然向我们密集射击，我几乎连跑带滚滚到背后山脚下，只剩了一个卫兵。跑到团部时，全团已被缴枪，团长也在那里。
第四次是在四川宣汉县，我当川军独立旅参谋长。其中一团长叛变，事前毫无所悉。叛兵围了旅长林光斗将军的公馆，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死了。另一批叛兵到司令部来找我。那是一间民间的楼房，我刚好微感不适，在楼上和内弟洪君器闲谈，突然听到门口人声鼎沸，杂以枪声，情知不妙。洪搀着我从楼上窗口往后墙外跳下去，沿着城墙走到邮政局里。局长范众渠是素来熟悉的。再由他去告知陕军留守处（此处陕军陈树藩部已入陕）林黄胄参谋（也是保定军校同学），把我接去藏起来。叛军到处搜索，风声很紧，不得已扮作伤兵混在陕军伤病队里出城，经万源入陕，始脱险境。
第五次是“八一三”抗日之役，敌人从我左侧背狮子林登陆，已到我军左侧后方，如果被包围之势一成，我军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抽调部队迎敌并安定正面军心，在敌机不断轰炸下，我还是坐了车到前线去。中途敌机来往太紧了，便弃车步行。半路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我就改乘他的自行车到了八十七师司令部，刚到那里，敌机又集中轰炸，我躲在园内毫不坚固的假山洞里。一位同志还拿来钢盔给我戴上。炸弹不停地落下，假山四面的大树断了，洞前后左右都落了弹，大家都笑着说：“这是日本鬼子来欢迎总司令的吧！”
以上都是较大的惊险，小惊险就更不必说。我是个革命军人，为了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这些惊险也不过是我的奋斗生命中几个小小的波折罢了。
其实，父亲遭受到的危险当然远不止这些。在警卫队的时候，他有一次站在山头上侦察敌情，山下是个小河，河对面就是敌人。他正在拿着望远镜�望的时候，对面的敌人发现了他，枪弹连续地打了过来，有一颗子弹擦耳而过，从他身后的卫士和传令兵身上穿过，一个从脑袋穿入，迸出脑浆而死，一个从嘴边穿入，打落了牙齿，而父亲并未中弹。
父亲作战勇敢的名声逐渐就高涨起来了。
他很快从队长升为连长、营长。他带兵，无论到什么地方，决不带行军床，只是随身带一件雨衣，等到士兵都睡下了，他才躺在士兵们的空当里睡下。
他自己也说：“在作战时总是站在第一线前面。无论行军、宿营，一概以身作则。无论到什么地方，先把兵安顿好，勤务布置好，然后自己才休息。吃饭当然更是同在一起，兵士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又注重精神教育，常对士兵作精神层面的讲话，鼓励他们，并且经常关切士兵日常生活和纪律情形，所以这一营兵带得很好。”
就是在父亲所说的第三次大难不死那回，他被缴械了后，被迫上船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接到友人罗天骨的一封来信，随后就入川去了吕汉群的第五师，被任命为少校参谋。
后来，刘湘反攻成都，吕汉群败退，父亲回到了家乡。然后，他又去了上海。在上海，他又见到了吕汉群，吕汉群建议他再次入川。“宣汉事变”后，父亲一路历经千辛万苦，再次回到了家乡巢县。
经历了两次入川、两次出川的打击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没想到四川的情形是如此的复杂，根本摸不清楚川军的勾结和阴谋，自己也差点在里面搭上了性命。
父亲得到蒋介石赏识，开始步入国民党军事阵营
父亲的求学之路非常曲折，好不容易上了保定军校，可自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他仍然长期郁郁不得志，奔走于粤、闽、川之间七八年，苦头吃得不少，经验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际遇。
在家乡休养了两三个月后，他先去了福建，后来去了上海，在上海大学选课学习，主要是学习俄文。
当时教俄文的是著名的共产党员瞿秋白。父亲曾经找瞿秋白谈了一次话。那时候，上大是染着红色的，校长是于右任，副校长是邵力子。
在上海，父母带着大弟弟一真租住在法租界的一个楼里，每月的租金是十六元。他把一间小房子用布隔开成两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书房兼客厅。在这里，连学费和交通费在内，一个月要花费五十元左右。
但是，父亲在上大并没有读到毕业。
此后，他两度入闽。
父亲说：“第一次入闽是正在许崇智、黄大伟进入福州的时候；第二次入闽是随着他们会师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时候。”
就在这时候，我的曾祖父张邦栋去世的消息传来了。父亲回家奔丧，办完丧事后，经济上已经是捉襟见肘，无法再回到上海大学继续学业，他受邀去广东帮桂军办军官学校。
在广东东莞虎门，父亲创办了建国桂军军官学校。这是他着手从事军事教育的开端。1924年，学校从虎门搬到广州，此时，孙中山赴广州，蒋介石正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从保定同学口中得知我父亲善于用兵，勇于作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授衔上校。从此，父亲步入国民党军事阵营，而蒋介石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
其实，父亲一开始并没有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但是蒋介石仍然任用他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父亲曾说：“这是我同黄埔第一次发生关系。”
在黄埔军校召开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父亲都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1924年12月，他正式进入黄埔，从此开始了受蒋介石重用的漫长人生。
1924年年底，桂军军官学校刚结束，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始入伍，蒋介石便把父亲调为入伍生总队任代理总队长。1925年2月，广东军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自任东征军总指挥，调父亲任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东征战斗激烈，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父亲因此立了战功。不久，国民党党军第二师成立，蒋介石自兼师长，以王懋功为副师长，父亲为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接下来，父亲一人身兼八个职务。
蒋介石先后委任父亲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父亲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父亲被任为军官团团长。
那时候，母亲说，这么多的职务让父亲疲于奔命，他一天到晚坐汽车、坐小汽艇，往来于广州与黄埔之间，忙得连中饭、晚饭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常常到深夜12点才想起来吃晚饭。
父亲也不想兼任那么多职务，就想办法推掉了一些。1926年初，父亲回到黄埔专任第四期学生军官团团长。
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昌，国民革命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蒋介石要成立新的部队，他委任父亲办学兵团，培养可以供应三个师的班长和基层干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武昌南湖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命父亲兼任分校的教育长，学兵团也成为分校的一部分。十二年后，父亲又回到了当初的求学地，只是当时他是这里的学生，现在他是这里的“主人”了。
父亲内心的挣扎和最终的抉择
父亲到校不久，武汉与南昌方面的斗争便日益激烈。1927年1月，蒋介石发电报让父亲到南昌，单独跟他在一间办公室里谈了半天。
当时蒋介石对邓演达的咄咄逼人已感到不能容忍，一见父亲就表达出对邓演达的不满：“他（邓演达）挖苦我，他还是本部政治部主任。”
当明白父亲依然是站在拥护自己的立场上时，蒋介石比较满意。
不过，父亲仍为邓演达申辩：“这是他的一时冲动，如你能约他来南昌面谈，误会自可冰释。”
蒋介石反问：“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吗？他肯来吗？”
父亲回到武汉后，邓演达就打电话到家里来找他，然后来到我们家。父亲留邓演达一起吃了晚饭。
听父亲说，邓演达对他的南京之行很有疑心：“是不是总司令要你来监视我？我预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收吧。”
父亲劝邓演达不要怀疑，最后连蒋介石的谈话内容都告诉他了，劝说他：“总司令对你很好，何妨到南昌去当面谈谈，绝无问题的。”
邓演达说：“这不是自己送到南昌请他扣留吗？”
父亲说：“为什么误会到这步田地？绝不会有这种事，你若不相信，我陪你一起去。”
“一起去也不想干。”邓演达说。
到3月份，武汉的讨蒋大会开过，蒋介石又急电召父亲去南昌，他告诉父亲：“免得你在武汉当俘虏。你赶快回去，把学兵团带出来，军校的学生不容易带出，就不带。”
父亲回到武昌告诉邓演达，要带出学兵团到江西东征，邓演达说：“那不行！政治分会已经有命令了，学兵团当然不能带走，同时要你辞掉学兵团团长和军分校教育长的职务。”
邓演达还让父亲就在他家里写辞职文稿。父亲非常冷静，他说：“辞职是可以的，但我不向政治分会辞。我是学兵团团长，应该向总司令辞；我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应该向校长辞。”邓演达同意了，但是父亲事后发现，他写给南昌总司令部的电稿，邓演达并没有发出。
当时，父亲内心非常矛盾，要论政治主张，他应跟着邓演达走；但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又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背叛蒋介石。
3月下旬，在辞掉学兵团团长和教育长职务后，父亲无法在武汉继续停留，黯然离开武汉去了上海。他来到蒋介石住处，发现陈铭枢等不少人都在座。
蒋介石见到父亲时，笑着说：“啊!文白也来了。”言词间流露出对父亲的满意。
蒋介石从上海去南京，要父亲也一同前往，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到海外看一看，所以逗留上海。蒋介石到南京以后，亲自致电父亲，以“党国危亡，人才缺乏”为由要求他一定前往南京。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舅舅洪君器因为策动学兵团投蒋在武汉惨死。
因此，父亲推迟了原定的出洋计划，去了南京。
蒋介石到南京后，要在大本营内筹设一个军训机构军事训练处，也就是以后训练总监部的前身，由父亲负责。
后来，父亲谈起这段经历时说，在组织完训练处的工作后，蒋介石却迫于形势，宣布下野。
在蒋介石晚上离开南京，父亲送他上车之际，蒋介石叮嘱父亲说：“你没什么，还是留在南京好。”但是父亲不愿意掺和纠纷，辞去了训练处的工作，并准备出国考察。
父亲出国前抵达上海时先给蒋介石打了个电报，告诉他已经到上海了，实际上是与蒋介石辞行的意思。
蒋介石回电说：你来溪口一趟吧。父亲随即准备了一个纲要，列举了蒋介石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及对第七军的处理等重大事件上的过失。
到溪口过了一两天，父亲便在文昌阁的凉台上与蒋介石畅谈。父亲回来告诉母亲，这次长谈，是一次爽快的谈话。
两人谈话的目的是总结过去、分析得失。蒋介石认为父亲的建议颇有见地，比如用人不当等，所以频频点头，但也对一些父亲所不知道的事情原委加以解释。
父亲在溪口住了一周，陪同蒋介石长聊的只有父亲和吴忠信两人。这段经历，父亲最感到惬意，他是个喜欢提建议的人，如果别人听得进去，他当然高兴了。还有一次是中山舰事件的时候，父亲与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一起被人称为“黄埔四凶”，他因为赤色的嫌疑而被下命令逮捕，但是后来，命令中途撤回了。父亲知道后，非常恼火，他与邓演达一起去见蒋介石，问他：“校长这种做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
蒋介石听父亲说了一大通后，没有生气，而是语气平和地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没有问题。大家好好地做吧！”
出来后，邓演达虚惊一场，对他说：“你真冒失，真胆大！”
父亲在1927年底出国考察，历经欧、美、日各国，历时五个多月。
其实在父亲办好出国手续时，蒋介石已经在筹划复职东山再起了，所以让父亲暂时别出国。但是父亲有自己的想法，他对当时的国民党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感到焦虑，对国家的前途和革命事业感到迷茫。
他自己也说：“心里没有一天宁静，所以极想摆脱一切，离开现有环境，到外国去换换空气，并从事学术的补充，同时把头脑做一番整理检查工作。”
后来我出国的时候，父亲说起这次出国，他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去海外的，没有带同伴也没有带翻译，乘坐的德国船上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当父亲抵达菲律宾时，他受到了华侨和领事的欢迎和招待，他们请父亲演讲，父亲的照片和演讲内容也登上了当地的报纸。父亲开始还很诧异，他一直不把自己当做名人看待，但是报纸上说他是中国的一位有名的将军。到新加坡也是这样，他一上岸就被华侨围起来了。当时，海外有一大批支持革命的侨胞，从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到支持北伐，还有后来的支持抗战，华侨与中国革命休戚相关。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真是个刻苦用功的人。由于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比较多，他没有选择在柏林就读，而是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去了德累斯顿。他住在德国人的家中，这户人家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和她的母亲。在与她们一起吃饭时，父亲用德语与她们会话。她们夸他的发音很标准。
父亲说自己在德国一天到晚翻字典、读德文文章，还写写德文文章，一直在学习，没有闲暇的时间。由于这个城市离柏林不近，父亲也没什么聚会和应酬，学习起来进步很快。父亲学习外文一辈子，刻苦学习过俄文、英文、德文。
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由南京直捣北京，多次来电召他回国。父亲虽然计划在德国学习五年，但是蒋介石要其参加北伐，他也不能不回去。
北伐军进展神速，等到父亲从国外回到南京，北伐大业已经完成。
蒋介石委任父亲为军政厅长。不久，军事委员会改组，军政厅改为军政部，冯玉祥任军政部长。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军政业务大为发展。
此时，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到第七期，迁来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体制、组织、课程、人事大体沿袭黄埔而大加发展，骨干仍为黄埔师生，由何应钦主持，主要任务是为蒋介石培养大批军事干部。
父亲提出：如果让我回军校，情愿当一名队长。蒋介石也知道，张治中对军事教育向来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便应允了。
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父亲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军事教育上，使中央军官学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成为一个具有现代设备以及人才济济的军事教育机构。加上之前1924年开始办学，父亲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父亲一辈子不是带兵就是从政，不是从政就是办教育，但是他带兵的时间很少，从政的时间也不长，而办教育的时间很长。受父亲的影响，我后来去英国留学，选择的是学教育。在这十年期间，父亲得以避免参加反共内战。但是，他曾作为第五军军长参加了淞沪“一・二八”抗日之战，作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了“八一三”抗日之役。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少数人始终没有直接参加过反共内战，父亲是其中一个。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