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英美文学学者，翻译家。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后来入读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1年，博士学位尚未拿到时，接到燕京大学英语系主任的急电，请他回国任教，同年返国任教于燕京大学。现居美国。
在当今国内，知道巫宁坤这个名字的人大概不会太多。但是在学术界和翻译界，他被视为和卞之琳、钱钟书、袁可嘉、穆旦、王佐良相提并论的学者和翻译家。
他并不是燕京的学生。从他1951年接到燕京大学的邀请急电始，他开始与燕京结缘，也开始了他的炼狱之旅。
他的厄运首先是从燕京大学开始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忠诚老实运动……一系列的运动让这个从大洋彼岸归来、一心想报效祖国的学子迷惑不已：“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坦白交代的……” 这样的态度，在历次运动中自然无法过关。后来，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巫宁坤离开燕园，“贬谪”南开，当时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一大批，可以说是个值得注意的群体。在南开，巫宁坤的遭遇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十八年之后的1979年，大难不死的巫宁坤在北京又一次见到了他的老同学李政道，他这样描述那个场面：“现年五十出头，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他问到我的处境……我只能简要作答，因为我怕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有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我很快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7月的下午是我把他送上船回中国……”
历史无法假设，剩下的，大概只有感慨。
大洋彼岸巫宁坤教授平静的声音开始叙述那段不平静的岁月。
我要回国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送我上船
1950年秋天，我已开始写博士论文《托・艾略特的〈文艺批评传统〉》。我的指导老师是杰出的罗斯克莱恩教授。
我在哥特式图书馆的书库里埋头苦读，梦想着攀登学术高峰。我从来没怀疑过我要回国，用我的专长为一个新中国服务，只是迟早的问题。不过，我还有博士论文要写，大可不必着急。
哪里想到，1951年新年，我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请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反复考虑其中得失，也和朋友们商量。
一别七八年，我对故土的怀念与日俱增。那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个人牵挂才要回去。我总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我和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虽然那是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青少年时代的祖国。而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回国任教。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不仅来自燕京大学，而且来自人民共和国政务院。
我订好了6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国际公寓同房间的美国同学比尔・伯顿和安・赖特订在6月29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婚礼，非要我当伴郎不可。我只得推迟起程了。
婚礼过后，我独自游览了大峡谷，然后前往旧金山到伯顿的一位朋友家做客。伯顿夫妇和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一起来帮我整顿行装。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和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
之后，我便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
赵萝蕤博士把我接到了她家里
8月中旬，我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燕大西语系主任赵萝蕤亲自来前门火车站接我。萝蕤为我雇了一辆古色古香的马车，车顶上堆放了我的七八件行李，便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
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
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感到庆幸 。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做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
后来，我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楼的上层，楼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们家的客厅里有个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炉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周末陆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打打桥牌。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平时的只言片语让我惹祸上身
到校后不到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
我从未教过书，只有十来天备课时间，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只得抓紧时间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
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他领导人作报告。然后，开始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大名鼎鼎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12月，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
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我真疑惑，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现在他们必须为此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轻，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
我任课的英语四年级班上有三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她们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
比如，有一天，一个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我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一连几天头版都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这也能算新闻吗？这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也被记录在案。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中犯过什么错误，但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自己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谈远不谈近。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着书的封皮，义正词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哩。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
翦伯赞教授受党组织委托约我谈话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
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打消顾虑。
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
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接受盘问，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
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历史系翦伯赞教授约我到他府上谈话。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在自传中交代了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对你是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他点了一支香烟，对我喷云吐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人竟然如此，而且公然威胁。这一下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缓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比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我说。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就这样我们不欢而散。
我被燕大放逐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
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改开了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用的教材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选课的学生寥寥无几。
兴华从5月起就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提前调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和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
这时候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分配工作受到干扰。
从青岛回来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的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我被放逐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话一出口，萝蕤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
当初我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归来，是她亲自接的我，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而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由衷地感到负疚？
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该何从划清界限呢？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
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镇静，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继吴兴华之后参与亚太和平大会的翻译工作。北京英语界前辈朱光潜、钱钟书、卞之琳、吴景荣、萧乾等人已先我而至，翻译大师杨宪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也从南京调来。
直到11月我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