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生了几个【解读马寅初重庆反腐被囚事件】

  抗战时期,马寅初在陪都重庆,抨击政府战时财经政策,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战时财产税的主张,还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陆军大学将官班,甚至在公众场合公开揭露孔祥熙、宋子文利用职权操纵和倒卖外汇,大发国难财的事实,鼓动各界迫蒋杀孔、宋以谢国人,因此触怒蒋介石而身陷囹圄。这一事件曾轰动全国,震惊中外,马寅初也因此获得“硬骨头学者”的美誉。
  
  蒋介石与马寅初的“师生感情”
  
  笔者的同乡王法仁先生是台湾国民党调查局的老人,青年时热血抗战,到台湾后,在蒋介石官邸做内勤工作,与蒋氏三代关系密切。王先生热心于两岸间的团结合作。
  笔者与王先生见面颇多,因此听他讲过很多蒋介石的故事。王先生非常敬重蒋介石,随蒋信奉基督,称蒋为“老总统”。王先生曾多次对我说:“‘老总统’非常敬重马(寅初)老先生,也非常信任马老先生。”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刚到蒋邸时,“老总统”同他谈话,问他是哪里人,家里还有谁?当知道他是嵊县浦口人时,蒋想也没想,马上就问:“是不是马寅初先生的家乡浦口?”并询问他对马老先生的看法。蒋因对王先生的回答不满意,要王先生去找一些马先生的著作看看,还专门提到了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王先生于是从图书馆找来几本马老先生的著作,认真地阅读。王先生说,这让他受益一生。后来蒋又两次提问,王最后回答说:“马老先生是三民主义的忠实推行者,他的主张与共产主义不相符合,必不为共产党所容。”蒋点点头,默然很久。王先生说,他能感受到“老总统”对马老先生的师生感情,并多次嘱咐我在写文章时要多思考、多斟酌。
  王先生的感受不无道理:蒋介石确曾于1928年秋在南京和1934年夏在庐山海会寺请马寅初讲授财政经济,并从1934年始请马寅初为国民党军官训练团、中央航空学校、陆军大学、党政训练班讲课。1934年7月22日《申报》报道称:“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自开学以来,蒋委员长驻团部,每日升降旗均亲参加训话两小时以上,虽挥汗如雨,各军官均精神百倍,极振奋。每日课程,除军事动作野外演习外,党国名人及专家马寅初、陈绍宽等分别讲演,各就其学术特长发挥,训练收效甚巨。”此可印证蒋对马的尊敬和信任。其他各报报道、描写马寅初行色匆匆赶赴庐山海会寺的情景,也说明当年马对军官训练团讲课的重视,和对蒋的尊重。又从蒋介石著《中国经济学说》(1943年10月,真实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也可知,蒋受马的影响的确很深。
  笔者翻阅马寅初的资料多年,从没感受到马寅初对蒋介石有师生感情。但我没有反驳王先生,只对他讲了一个故事:马老先生除了桃李满天下外,还与蒋介石、冯玉祥、叶景揆、方椒伯等军政要员、商界名人有过一段师生关系。马寅初与冯玉祥、叶景揆的师生关系,报纸还曾详细报道,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非常密切,但马寅初人前人后,始终称冯玉祥为冯先生,称叶景揆为揆公,从没称他们是学生,独独称蒋介石曾经是他的学生。
  
  马寅初被捕的原因
  
  1940年12月6日,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家中被宪兵带走。1940年12月8日在宪兵陪同下,回重大办交接手续,并作短暂话别。
  关于马寅初重庆被捕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为抨击国民党财经政策、提出战时财产税主张而被捕;有的说是因为揭露“四大家族”发国难财“语侵椒房”而被捕;有的说是蒋介石为了平息社会对孔的不满而将马“流放”……
  第一种说法所依据的主要是《新华日报》等报纸的报道。1941年3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山东军区)还专门出过一本书,书名为《论对发国难财者征收财产税及其它》,内辑录马寅初的《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金融唯一出路》、《在重庆大学经济研究社的演讲》等三篇文章。书的扉页上明确写着:“作者因此三文,被捕入狱。”对于这种说法有大量资料可以将它推翻。首先,马寅初早在北京政府时期,就已有“财政评论家”之称,与政府颇不合作。南京政府时期也常常批评政府财经政策,曾与中央社发生论战。在1935年的立法、行政两院联席会议上,还因为提出裁减国家财政预算、军费开支和反对“禁烟条例”,遭到强大势力的压制,因而愤然提出辞去立法院财政委员长一职,扬长而去。即使这样,也没影响到马寅初的政治地位,1935年3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中正、汪兆铭、陈其采、唐有壬、马寅初等为审查预算计划委员会委员。名单中虽有陈其采、唐有壬懂得财政,但马寅初才是名副其实的财政方面的专家。而且,政府每有政策出台,《中央日报》皆会请马寅初讲话。1939年,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党员必读书《战时财政金融政策》,前是蒋介石的训令,后是孔祥熙的报告,绪论和第一篇文章即是马寅初撰写。
  其次,向发国难财者征收过分利得税的主张,马寅初三年前就已经提出。1937年7月在庐山牯岭图书馆举行的庐山座谈会上,马寅初就说:“在关、盐、统税减少后,最有希望的新税为战时赢利税,即应向在战时暴富的资本家征税。其理由是:此时多数国民,均将为国牺牲,少数资本家岂尚忍乘时趋利而不贡献其额外之利得以供国家之支配乎?”并建议政府,“向国难期间发财的资本家多征税,对购买外汇之不爱国的有钱人予以惩罚。停付外债,倘外人要求照付,即以不爱国国民逃往外国之资金备充抵负”。而且马寅初的主张很快被政府采纳,并于1938年7月1日开始征收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
  1940年12月8日,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的唐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马寅初迭次公开演讲,指责孔宋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因孔为一般人所不满,故马之演说,甚博得时人之好感与同情。但孔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特向委座要求处分。委座乃以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烽休养,盖欲以遮阻社会对孔不满之煽动也。”(《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冯玉祥将军在当年日记中写道:“8月25日:马寅初先生是热血抗战、有血性、有良心的人,因为他是中国经济界的老前辈,金融界多是他的学生,他对一切不平的危害抗战的经济弊病知道得最清楚,知道国家实在太危险了,故不顾一切,到处大骂,揭其黑暗。他前天对我说:反正我的年纪也大了,我还怕死吗?国家这样,我什么也不顾虑了,只顾我的良心。故所到之处都有特务人员暗跟随着。”(《冯玉祥日记》)
  笔者的好友孙大权教授将马寅初被捕原因归因于陈嘉庚先生致蒋介石反映马寅初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激烈痛骂孔祥熙的密函,并根据大量材料得出马寅初拥蒋反孔的结论。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应邀参加1940年4月28日在重庆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四届年会。同年7月30日,陈嘉庚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本年4月28日,全国经济学社年会,假重庆大学礼堂开会,马寅初主席,言现实如此严重危险,而保管外汇之人,尚且时常逃走外汇,虽加获五七千万元,将留作子孙作棺材本,几于声泪俱下,且重行复述,激烈痛骂,其忠义豪爽,不怕权威,深为全坐千百人敬仰……”(《南侨回忆录》)
  据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叶元龙称:1940年8月,蒋召见他,劈头骂了他一通,说:“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做院长?你知道他在外面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他骂孔祥熙的话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不明真相的人却根据他的话来骂政府,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是这样。”(《马寅初先生被捕经过》手稿)
  笔者聆听过一些当事人的叙说,当年马寅初不但指名道姓痛骂孔宋大发国难财,猪狗不如,还骂蒋介石不配为民族英雄。他们的话也许不无渲染,但演讲时神情激烈,难免会说出对蒋不敬的话语,而传到蒋的耳朵里,已变成骂蒋。事实上马寅初在大骂孔宋发国难财时,号召知识阶级迫使政府首先向发国难财的几个大官开刀,矛头也是处处指向蒋介石的。马寅初并不是拥蒋反孔,而是迫使蒋大义灭亲。当年翁文灏12月9日的日记就是最好的诠释。翁的日记中写道:“闻马寅初因屡骂宋、孔,并怪蒋只为抗战领袖,不能大义灭亲,以为民族英雄,致为政府传告诫锡。”(《翁文灏日记》)
  还有一点是许多学者所疏忽的,据马寅初自己说,逮捕后,当局说他是共产党。又据内情人披露,蒋说马的文章和演讲是受到共产党的蛊惑。马寅初在重庆与共产党和反蒋人士走得太近,又演讲说蒋包庇亲戚,损害蒋的威信。这才是蒋下决心处置马寅初的真正原因。
  
  蒋介石如何处置马寅初
  
  2003年,北大名教授张友仁先生寄来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先生在贵州息烽集中营拍摄的一张监禁马寅初的牢房的照片,和王梦奎先生写的发表在《读者》上的一篇短文的复印件。这张照片中的牢房,又暗又小,站不直腰,与我保留的当年看管马寅初的副官陈凤超的回忆手稿不相符合。求教于贵州息烽集中营纪念馆,也没得到实质性的证据。
  1940年12月8日,马寅初在重大交接完后,即被禁于卫戍司令部。当日下午,蒋介石即召马的好友、组织部长朱家骅和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等去抚慰马,吩咐叶元龙照顾马家,赠家用二千元,迅于次日将马押解贵州息烽,并令国民党中央社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发表“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新闻。从现有资料分析,蒋介石逮捕马寅初后,已密令除去马的立法委员职务,只是除朱家骅、孙科等少数人知道外,并不正式公布,因此马寅初仍以缺席委员列名立法院会议录中长达两年,而此后的重大商学院院长也一直是代理身份,马寅初的工资也由重庆大学按月给付。
  记述马寅初一年八个月的监狱生活的资料,其实是比较完整的。息烽这段时间有陈凤超的详细记述手稿。马寅初作为“特别优待休养人”,配有副官、厨师、警卫,可看古书,可写开口信,生活上给以照顾,可坚持洗热冷水浴,爬山锻炼。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政治部主任李寿雍以马寅初年高德隆与最高当局商议,将马从息烽转移到江西上饶,安排在离集中营不远的铅山鹅湖书院,过半自由生活。著名作家曹聚仁曾写过一篇《马寅初鹅湖读史》的短文,说李寿雍和《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常去看望,还说鹅湖原是宋理学大师朱熹、陆九渊论道之地,山明水秀,是隐居胜地。江西民间至今也还流传着一些马寅初在鹅湖和宏济寺读史的故事。
  从上述资料看,好像国民党当局对马寅初非常优待,押送期间还能演讲,过的也是隐士的生活,并没有坐牢的感觉。
  其实,蒋介石对已经失去自由的马寅初仍不放心,依然对他进行严密监管。马寅初到铅山不久,息烽集中营监狱总管何缉生也被调到上饶集中营,李寿雍也调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正如马寅初给张元济及友人的信中所言,“没有行动自由和外面消息”、“每天除了爬山,没有好书可看”。这对一个爱国又极爱看书的人来说,其难奈是无法言表的。我曾看到过一张马寅初刚出狱时与会计高级班同学的合影,这是我看到的马寅初一生中最瘦的一张照片,可见其在狱中的煎熬。
  那么马寅初的开口信又是怎么回事呢?蒋介石没有想到处置了马寅初后,使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揭露和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来自自己内部,包括美国方面的压力。马寅初被捕不几天,全国舆论即纷纷指责当局,还引发了重庆的学潮。唐纵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马寅初的案子,促成了沙坪坝的学潮,由商学院扩大到了全校,由重大扩大到了中大。共产党从中鼓动,因为最近国共关系的恶化,已由学潮变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在一个恐慌的社会,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同年12月29日,延安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中华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的社论。不久又发表通讯:《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重庆大学学生更是群情激愤,又是写“陈情书”,又是罢课,继而发起为狱中的马寅初做寿的活动。重大学生倡议建“寅初亭”的提议,也得到社会名流的支持,立法委员梅汝�先生还在立法院财政、经济、法制联席会议上募集到捐款八百多元,弄得国民党当局尴尬万分。
  
  马寅初回重庆后的处境
  
  1942年8月,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的家中,规定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
  几年前,笔者的堂姑、著名的中医专家马逢顺(原浙江大学校长陈立先生的夫人)介绍在台浙江同乡会的一位蒋先生来马寅初纪念馆,谈起朱家骅与马寅初之间的友情,及马寅初获释与朱家骅等党国要人的关系,并告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档案中有关马寅初重庆事件的资料,可为依据。此后,我专门给台湾中央研究院翁启惠院长去信,得到他的支持,很快寄来我所要的档案资料。材料写明:“马寅初卅一年住歌乐山,总裁拨给生活费及种种关切经过,又介其女马仰曹至考选委员会工作。”
  1942年8月20日,马寅初回到重庆,但行动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和限制。
  马寅初刚回到重庆,老友刘大钧便以马寅初愿回重大为由,向校长张洪元提出请马回校。翁文灏在这年9月2日的日记中有记载:“重大校长张洪元来谈……马寅初返渝,商学院院长刘大钧请马回任。马言请刘代理数月,因此校方大感为难。”很快刘大钧的重大商学院院长,改由朱家骅的侄子朱国璋接任。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也来到马家拜访,请马为中学写经济教科书《经济学概论》。王云五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明确说,是为了解决老友的经济困难。
  同年10月,朱家骅呈报蒋介石,“拟仍聘马寅初为立法委员,研究战时经济,并按月补助一千元,以示眷念学者之至意,俾能安心研究”。
  有纪念文章说,马寅初刚回到重庆,张洪元校长要请马寅初回重大执教,遭到朱家骅的反对。事实是,1944年11月20日,中央临时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常会决议任命朱家骅为教育部长。12月21日,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呈请朱家骅,“拟聘其返校继续讲学,籍宏教益”。
  12月23日,朱家骅呈报蒋介石说“张洪沅拟聘请马寅初先生返校继续讲学,是否可行,祈钧裁示遵”。在文件批示栏中只有一个字:“存”。可见,马寅初虽已自由,但回重大教书,仍需得到蒋总裁的同意。
  1945年1月,马寅初重新回到重大商学院任教。
  
  结束语
  马寅初重庆被囚事件,是因马寅初迫蒋反腐,蒋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处置不当,引起的社会事件。既不是拥蒋反孔,也不能把它视同国共之间或党派之间的那种斗争。马寅初回到重庆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在经济上保障马寅初,一方面又不让马寅初出来说话。虽不是一些文章所言国民党当局要在经济上困死马寅初,但也不是孙大权先生所说是自由的。马寅初的确处在“软禁”状态。
  蒋介石处置马寅初后,不但没能遮阻社会对孔的不满,反而更增加了社会反孔的呼声,更令马寅初等对蒋失去信心。1944年12月,马寅初刚恢复自由,12月22日,即在重庆工商界人士举行的“星五聚餐会”上,演讲了《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表明了当局的压迫并没改变他的立场。此时马寅初虽已经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但仍冀望于“联合政府”,希望其给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重庆“较场口”事件后,马寅初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不再出席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开始走向了国民党的反面。1946年8月26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人以为我是民主同盟的,其实我既非民盟盟员,也非共产党员,倒是真正的孙中山主义的国民党员,我不是‘挂名党’,也不是‘刮民党’,更不‘挂’了名去‘刮’民……”1947年2月,马寅初向国民政府立法院正式提出辞职,同年7月除立法委员名。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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