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出身名门望族、书香世家，幼年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求学，为了得到陈寅恪的指导，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39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 他精通日语、英语、梵文等多种语言，学贯中西，在魏晋南北朝领域用功颇深，是年轻一代史学家的代表。
他被汉学家杨联�称为“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陈寅恪）先生衣钵者”。
汤用彤也曾对季羡林提到他：“周一良的文章，有点像陈寅恪先生。”
赵元任在一封致傅斯年的信函中，谈到抗战胜利后招人才之事：“史语所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
1945年10月，傅斯年致函胡适： “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
他中西兼修，成为一代学界精英，被时人推许为“陈寅恪的接班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奉陈寅恪为恩师的周一良，新中国成立后，却背叛恩师，言行为世人不解。
劫后“新生”的他，翻然悔悟，真诚谢罪，并重拾旧业，成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权威。
周陈恩怨，折射着一代知识分子的沧桑与苦难、阵痛与艰辛。
他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真过瘾，就像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
周一良，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
周一良出身清末名门望族。曾祖父周馥发迹于李鸿章的淮军，清末先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祖父周学海，为1892年进士，官至浙江候补道，《清史稿》有传，周学海性喜医学，刊有《周氏医学丛书》共三集。父亲周叔�，是著名的藏书家，民国著名实业家。
周一良八岁入塾，习经、史、子、集，后学日文、英文。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历史学。
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后，同学俞大纲常常在周一良面前提起他的表兄陈寅恪研究魏晋隋唐史之精深独到，引起了周一良的兴趣。周一良晚年时这样回忆第一次听陈寅恪讲课的情形：
1935年秋季开学后，我就到清华三院去偷听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听完第一次，就倾服得五体投地。这堂两小时的课讲五胡中的羯族，论证羯族来源及石氏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谨严周密，步步深入，尤其涉及中亚各族的问题，为我闻所未闻。记得还有史语所的余逊（让之）、劳干（贞一）两先生从城里赶来听课。我们几个青年都是京剧爱好者，听完课不约而同地赞叹：真过瘾，就像听了一次杨小楼的拿手好戏！
周一良听过陈寅恪的史学课之后，搜求陈寅恪发表的论文来阅读。以当时周一良的学术素养，有些论文读后不甚了了，而崇敬之心却随之剧增。读过论文之后，周一良心里有种感觉：别的先生的学问，如果努力，似乎有希望达到；而陈寅恪见解之敏锐，功力之深厚，知识之广博，通晓语言之众多，是无法企及的。1936年秋，周一良要离开北平，他委托当时考入清华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女朋友邓懿代他去听课记笔记，因为陈寅恪先生每年都是讲他新的研究学术成果，不相重复的。
他为跟随陈寅恪学习，放弃燕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1936年暑假之前，俞大纲向陈寅恪推荐周一良到史语所历史组工作。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周一良经过权衡，为了跟随陈先生学习，他决定放弃燕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到已经迁到南京的史语所工作。去南京之前，他先到清华谒见陈先生，这是他课堂之外第一次见陈寅恪。
这次见面，周一良给陈寅恪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寅恪赞许周一良“富而好学”。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请教问题。周一良写信总以“仁丈”和“晚”为称，不敢冒充其授业弟子。
事实上，周一良深为陈寅恪所器重。这与他的禀赋和学养有关，也与陈周两大家族的交情有关。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画家）和周一良的父亲周叔�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诗人）又是周叔�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
在陈寅恪的影响下，周一良确立了研究中古文史的方向。在不断的通信问学中，周一良的学问精进。
除了陈寅恪的提携，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对周一良也是非常青睐。傅斯年对刚刚进入史语所的青年学子，要求尤其严格，并规定一两年内只许专心研读书籍，不许发表论文。而他对周一良似乎网开一面。在陈寅恪的影响下，周一良与陈寅恪通信讨论，写了几篇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章。有一次，周一良到傅斯年的家中做客，傅斯年很隆重地对其母亲介绍说，这是我们所里新来的小伙，他的祖上在咱们山东老家当过大官。
1937年夏天，周一良返回天津探亲。抗战火起，周一良滞留天津英租界的家中。而史语所的同人由南京迁往长沙，后至昆明，1941年又迁移至四川李庄。周一良留在史语所的藏书，也随史语所搬迁。
周一良的藏书，在傅斯年的授意下，和史语所的藏书一起几度迁徙。从此可见傅斯年对周一良的器重。要知道，当时很多著名学者的藏书，因抗战或丢失，或毁于战火。陈寅恪的一部分藏书寄存在北平的亲戚家，一部分邮寄至长沙，毁于大火。还有一些随身携带的，在由香港至云南蒙自时，被人掉包。和乃师陈寅恪在抗战期间藏书的命运相比，周一良的藏书实属幸运。
两地相隔，师徒惺惺相念
1941年，史语所迁四川后，周一良正准备去就职时，燕京大学的洪煨莲建议他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条件是回国后到燕京大学服务。谈及为何接受这个建议去哈佛留学时，周一良说：“私心认为赴美也有利于我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当时我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以为他的脑筋以及深厚的文史修养虽非努力所能办到，但学习梵文等文字，肯定有助于走他的道路，而去哈佛可能多少达到此一目的。”
周一良在美国留学期间，和陈寅恪音讯断绝。但他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交往密切，赵家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一个活动中心。周一良在赵家见到胡适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1942年5月，陈寅恪一家经过千难万险逃离香港，本打算到四川李庄史语所就职，由于“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留在桂林良丰的广西大学执教。
陈寅恪在桂林，周一良在美国哈佛留学，战火的阻隔，让陈寅恪想起和周一良战前书信往来论学之旧事。他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开端充满感情地写道：“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由此可见陈周情感之深。
1946年4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近况，垂询甚详”。晚年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在轮船上与陈寅恪见面的情形：
陈寅恪先生由英返国，路经纽约，没有下船。我和杨联�搭赵（元任）先生亲自驾驶的汽车从剑桥赶赴纽约码头，登舟谒见陈先生。陈先生垂询甚详，还谈及季羡林先生……1937年陈先生离京时，虽已开始患视网膜脱离，还能看书写字。几年间经过四川和英国手术失败，这时视力几乎完全丧失，在纽约船停数日，竟毫无弃舟登陆旧地重游之意了。
同在清华，师生情深谊笃
1946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的周一良回国。10月，陈寅恪一家由上海乘船北上，到复员后的清华大学任教。陈美延扶着父亲陈寅恪到餐厅吃饭，在船上遇到刚从美国回来的周一良、邓懿夫妇，这次意外的相逢让师生喜出望外。航行三天，到达天津大沽口，周一良借同船这个难得的机会，得以照料恩师。
周一良回国后，先后执教于燕京清华等名校。在燕京大学，周一良被聘为副教授，住房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1947年暑假前，北大清华都以教授的教职聘请周一良，周决定应聘清华。原因有二：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可随时请益，1946年周回国后，即成为陈寅恪听读外文（主要是日文）杂志的义务助手，到清华，周觉得更有利于完成这个任务；清华园提供周一良胜因院小洋楼一幢。周一良在清华执教外文系，教日文，并在中文系开设“佛教翻译文学”课。时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周一良能否开设这门课，他咨询过陈寅恪，周得到陈的认可。
周一良和陈寅恪在这个阶段的交往，同为陈门弟子的王永兴在《213房间的由来》文中写道：
我和周一良先生相识，大约是在1946年的冬天。当时，我是恩师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朝夕侍读先生之侧。一日，有人敲门来访，我去开门，他说：“我是周一良，来拜见陈寅恪先生。”按惯例，客人通报姓名后，我要请示寅恪先生，是否应让客人进来。但由于我已久闻一良先生大名，于是不再请示，就请一良先生进来了。我看到寅恪先生笑容满面地迎接他，他们谈话时间相当长，内容主要是寅恪先生问在美国的清华旧日友人的情况，如赵元任先生、杨联�先生等。一良先生问询寅恪先生的健康情况，并告诉寅恪先生，他已回燕京，又说此后要经常来向寅恪先生请教。1947年秋日的一天，一良先生又来拜谒寅恪先生，告诉说他已被清华外文系聘为教授，住在新林院。我送一良先生出门时，他邀请我到他家畅谈。此后，每隔三五日，一良先生就来看望寅恪先生。
从王永兴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和周一良交往亲密，师生情谊甚笃。1948年春节，王永兴到周一良家去拜年，两人谈话中涉及唐史和敦煌学研究，他发现周一良对中外学者尤其是外国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成果极为熟悉，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陈门众多弟子中，周一良的确是佼佼者。
师生相别，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陈寅恪在战火逼近北平之际，选择了离开。1948年12月10日，解放军已逼近西郊。陈寅恪托周一良进城到胡适那里看看，打听打听情况。胡适正在会客，周一良只见到了他的秘书邓广铭，但从邓这里无法得到他想要的信息，便一直等到天黑。到周一良乘末班车回家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妻子非常着急，担心他的安全，一见面，就质问他为何这么晚才回来，情急之下，竟打了周一巴掌。周一良却顾不上解释，赶紧吃饭后，到陈寅恪家汇报情况。
12月13日，地处北平城郊的清华园内，可听到隆隆的炮声。南京国民政府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学者，胡适、梅贻琦、陈寅恪等人是重点抢运对象。13日当天，陈寅恪一家进城躲避炮火，恰好，汪�、陈庆华目睹陈寅恪离开清华园。14日夜晚，陈寅恪与郑天挺、邓广铭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
15日，陈寅恪一家搭乘汽车去机场，在离别之际，陈寅恪百感交集，留下了一首诗，伤叹当时战乱中全国生民大众的悲惨命运，并暗示“嬗变”后清华园 “众生颠倒”的局面。
这一次陈寅恪离开，和周一良告别，不仅仅是各自人生道路的选择，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是他们当时都不会意识到。
陈寅恪开始看不惯弟子的言行
就在恩师陈寅恪考虑南下之际，周一良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1948年秋冬之际，局面颇为紧张时，我写信给父亲征求意见。这时大约已有地下党和他打了招呼，所以他主张我不要考虑离开，并汇给我一笔应变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一良和选择留下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感到欢天喜地，并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时代。1950年秋末，他参加了“西南土改团”，去了四川，在眉山县太和乡搞“土改”工作。直到1951年春，周一良听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开始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周总理指出，知识分子除去过几道关（如家庭等），要通过本门业务的学习来改造立场和观点。
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周一良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经过学习、讨论、检查，终于树立起服从需要，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是干革命的思想。”
周一良投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渐渐适应了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而人在广州的陈寅恪自然看不惯，1951年有讽刺诗：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思想转变之后，他的所作所为，在陈寅恪看来就很陌生了。
1953年，为配合对胡适的思想批判和清算，在尹达的授意下，周一良发表“眉样文章”《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对胡适有污蔑不实之词。1949年之前，周一良对胡适非常尊敬，在写关于魏晋南北朝和翻译佛典方面的论文时，经常向胡适、向达、王重民等人请教。1949年之后，周一良受舆论和形势的影响，在家信中曾将胡适称之为“文化买办”，随后著文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何对过去尊敬的胡适进行批判？周一良的说法颇能代表当时一批参与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想法，他说：“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尊敬的人。”
1954年，全国文艺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批判的矛头仍是背后的胡适。对这一切，人在岭南的陈寅恪冷眼旁观，他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陈寅恪拒绝批判胡适，在中山大学，不表态，甚至公开表示反对批判胡适者。
周一良完全背叛了恩师
1958年，周一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恩师陈寅恪。晚年周一良以忏悔的心情回首这件事情：
当时我入党已经两年，对于党的号召更是无不积极响应，义无反顾。党叫我批判陈寅恪先生，我的态度和五年前批判胡适时就大不一样，不加任何思索就执行支部的意图，从未想到有一天万一跟陈先生见面的话何以自处，或者见陈先生于地下之时应该怎样。但是物极必反，这次“批陈”以后，我倒是逐渐更深刻地认识陈先生学术的伟大。
周一良此举，完全背叛了陈寅恪，并对其反戈一击。曲学阿世，师生断谊。1963年，陈寅恪编订《丛稿》时，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前记录陈周师生之情的序删掉，以示往日师生情谊不再。这种举动，可以和古代先生对弟子的“破门”同视之。
一个学者很难把自己分裂为新旧两截，也无法把“旧我”从过去的土壤中连根拔起。但周一良好像是个例外。他思想跟拍、转变之快，令后人感到难以理解。
那时，他的孩子不能上大学，周一良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写批判文章污蔑费正清是美国“特务”。他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妻子邓懿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信中说，不习惯露天厕所，他吟诗“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给干校劳动的妻子。
周一良像被人灌了迷魂汤，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一个学者安身立命的思想和情感逻辑，可是，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这样做却是合乎时代潮流的。
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在时代的大潮中，逐渐迷失了自己。“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 ，当然，“周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谢泳语）
周一良沉浮“文革”十二年
“文革”爆发，一向要求进步的周一良也贴大字报，但被红卫兵粗暴制止，斥责：“你不配贴大字报。”1967年，周一良被抄家批斗，被戴上“反共老手”等帽子。即使在乘“喷气式飞机”时，红卫兵小将荒谬的批判让周一良感到啼笑皆非，他也绝不会怀疑，仍把“文革”看做是改造社会，并“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周一良儿子周启博语）。
1974年1月，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周一良被指定在会上讲些历史典故，名为批判林彪和孔子。他哪里知道江青的矛头直指周恩来，他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学识总算派上了用场。不久，成立了“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用笔名“梁效”在中央各报发表文章，周一良是“梁效”写作组的成员之一，他学识渊博，凡有学术或历史上的问题，他都能查明出处，圆满解答。
参加“梁效”写作组时，周一良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便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1976年，粉碎“四人帮”，大批知识分子重见天日。然而，一夜之间，“梁效”写作组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参加“梁效”写作班子的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等都必须接受政治审查，再次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审查时，周一良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一次万人批判大会上，须发皆白、骨瘦如柴的周一良作为陪斗，跟“梁效”负责人迟群、谢静宜站在一起。对“梁效”的批判和审查，直到1978年才结束。对全中国人民来说，“文革”是十年苦难，对周一良来说，前后整整十二年！
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因参加“梁效”，被知识分子诟病。舒芜以《四皓新咏》为题，作诗讽刺他们四人。唐兰、王利器都有和《四皓新咏》之作。
周一良接受审查后不久，收到一封匿名信，上款称“周一良道兄”，信中毛笔繁体大字“无耻之尤”，落款为“一个老朋友”。无独有偶，魏建功也收到一封这样的信，上书“迷信武则天”。周一良对此淡然处之，付诸一笑。而魏建功对这封“老朋友”的信大动肝火。周一良则旷达地表示：“我对此公之正义感以及勇于表达的激情，始终还是表示钦敬的。”
1980年，魏建功病逝。“文革”结束后，魏建功和周一良一样，接受了两年的政治审查。政治审查期间，魏建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心情抑郁，健康受到影响。在魏建功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了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
翻然悔悟，向陈寅恪真诚请罪
遗憾的是，重回魏晋南北朝史学领域的周一良，再也无法向恩师陈寅恪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了。1958年，周一良批判陈寅恪的发言稿虽然未公开发表，但他感觉愧对陈寅恪。晚年周一良对陈寅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1年5月20日，他致函汪荣祖信：“记得适之先生曾说，寅老有遗少味道，一良以为并非全无根据，如挽观堂诗中‘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之类，非对清室有一定感情者，不可能对观堂有如许之同情。一良回忆儿时情况，家父虽早服膺西方学术，曾译康德著作，但有时亦流露出‘遗少’味道。渠与寅老年龄相仿，又皆为清末督抚之孙，宜其思想心态有相通之处。估计北伐之后，遗少心态始渐消失，寅老在观堂挽词之后，似未再流露，而家父晚年竟成共产党之朋友矣。”
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对陈寅恪，对五十年风云变幻的所作所为，深刻反省，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表示自己的忏悔。1999年11月27日，为纪念陈寅恪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举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胡守为教授替周一良宣读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二十六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周一良去世后，其子周启博在《噩梦醒来已暮年》中说：
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少年青年时潜心文史，所在学科前辈和同人对他颇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的成就。然而，中年之后，他被社会环境压制，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做高于家庭、学术的终极目标。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疑领袖有什么不对……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