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前，艾青就因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而蜚声文坛。“七七事变”后的两年间，艾青以高昂的激情，奋笔疾书，写出了《北方》、《向太阳》、《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等不朽诗篇。艾青作为一名时代的号手，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吹响了抗战的号角。1940年6月，他流亡到陪都重庆后，继续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擂鼓呐喊。
亲历重庆大轰炸
1940年夏，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湘、桂正面战场步步进逼，大片国土惨遭沦丧；原本在湖南新宁县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执教的诗人艾青，趁新宁尚未沦陷，便偕同夫人韦荧奔赴抗战大后方――四川。他们从新宁走水路，辗转多日，终于在6月5日抵达重庆。上午10点多钟船靠朝天门码头，此时的山城仍然笼罩在雾霭之中，迷迷茫茫。他们沿着江边宽阔的阶梯拾级而上，来到繁华的市区。由于身上的盘缠已全花光，他们只好徒步走到临江门，去寻求文艺家们的靠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帮助。当时“文协”总务部主任是老舍，也是“文协”实际上的总负责人。老舍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协’迁来重庆后……它的会所依然是会员们的‘娘家’……有的会员来到重庆，‘文协’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们，给他们一些安慰。”艾青夫妇便在“文协”得到了“招待”和“安慰”，暂时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栖身之所。
“文协”会址在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这幢房子是徐悲鸿夫人蒋碧微为“文协”物色的，老舍也认为这地段不错，于是便租赁了过来。
在战争烽火四处燃烧的时刻，陪都重庆也不是一个安乐窝。6月5日中午1时左右，浓雾消散，天空放晴，突然警报声此起彼伏，日机又要来扔炸弹了！
艾青夫妇与同住“文协”的另外三人，赶紧躲进附近的防空洞。所幸临江门一带没有挨炸。这天，有一百一十七架次日机空袭重庆，炸毁民房一百余栋，死伤民众多人，大梁子、都邮街、小十字等街巷被炸。由于日机扔的多是燃烧弹，因此市街一片火海。11日，一百二十六架次敌机分四批空袭重庆，投弹二百余枚，市民死伤六十余人，炸毁房屋七十余栋；苏联驻华使馆（在枇杷山――作者注），德、法两国驻渝通讯社也多处中弹。空袭警报解除后，艾青总要到被炸的街巷去看一看，只见一幢幢房屋刹那间变成断壁残垣，平坦的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失去亲人的民众在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一些人还在瓦砾灰烬中刨掘尸体……
6月11日这天，义愤填膺的艾青在北窗下铺开了稿纸，写下了《抬》一诗。他以低沉黯然的笔调，描写人们怀着强烈仇恨抬着被敌机炸死的妇人、炸断胳膊的服务队队员。
6月12日，日机再度轰炸重庆，艾青他们在防空洞里能清晰听见敌机仿佛从头顶掠过的轰鸣声和惊心动魄的爆炸声，这声音比前几次更刺耳，强度也更大。当警报解除，艾青走出防空洞，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他们赖以存身的“文协”在这次大轰炸中也难逃厄运，整幢房屋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的被褥、毛毯、衣帽、茶壶、书籍、信函、稿件散落一地，全被石灰、泥土、碎玻璃埋住了。面对这一切，艾青的肺都快气炸了，他欲哭无泪，欲吼无声。
山城行踪
“文协”被炸后，会所准备迁往市郊的南温泉，艾青只得暂住在小旅馆里等候朋友带来消息。他想找胡风，可是胡风已从两路口迁到北碚去了，连个人影都见不着。虽然陶行知先生早就聘他为育才学校教师，他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千里迢迢从新宁奔波而来；但由于住房一时未能解决，所以，他也只有暂且在城里静候佳音。还好，他的好友、以前在苏州反省院监狱里相识的作家叶以群正为此事奔忙。不几日，叶以群便通知他速去北碚。
育才学校是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由生活教育社出面，依据陶行知的办学理念，并经他一手操持建立起来的一所学校，成立于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亲任校长。最初，育才学校开设在北温泉内，它主要收留流亡的失学儿童，“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之成为抗战建国人才”。
艾青夫妇到北碚后，先在蔡锷路住了一个多月。期间他与韦荧一道去拜访了住在嘉陵江对岸黄桷树的胡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自1938年夏天在武汉分手后，他们差不多有两年没见面了。胡风夫妇热情接待了老朋友。艾青发现胡风还像从前一样，身着蓝布长衫，面容略显疲惫，宽阔饱满的天庭仿佛更加凸出了，而飘逸潇洒的诗人气质仍然不减当年；夫人梅志还是那样年轻漂亮，光彩照人，尽管已生育了两个小孩。在这一刻，艾青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了与梅志有几分相像的自己的前妻张竹如来。而胡风呢，则对艾青身边一位陌生的女子打量起来，他本来心中有数，却故意开玩笑地问道：“你是谁呀？”韦荧顿时脸颊绯红，不无羞涩地答道：“我是艾先生的学生。”胡风听罢哈哈大笑。韦荧显得有些尴尬，梅志急忙过来解围，她一把拉过韦荧说：“让他们聊天，你进来看看我的女儿。”艾青和胡风在茶几旁相对而坐，一面饮茶一面畅谈。
隔日，艾青偕韦荧又去拜访了陶行知先生。陶先生当时身着一袭翠蓝色的长袍，待人热忱，态度和蔼，一副长者风范。寒暄之后，话题自然转到艾青来育才学校任教一事。陶校长不仅聘艾青教 “文学讲话”课，还请他担任文学组主任。艾青从陶行知的谈话里得知，音乐组主任是贺绿汀，美术组主任是陈烟桥，戏剧组主任是章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仅凭一点稿费是难以养家糊口的，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然是艾青求之不得的事了。
1940年7月下旬，育才学校从北温泉迁到合川县草街子乡的古圣寺。这里距北碚城区只有三十里，离重庆市区也不过百余里。办学初期，学校分设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六组。来授课的都是学有专长的名家，郭沫若、翦伯赞、马寅初、李公朴等著名学者都曾到学校讲过课。
艾青也随育才学校迁到草街子，他们的住房被安置在凤凰山下的“明家院子”。
来到这远离尘嚣的小山村，艾青突然有一种解脱之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他以凡・高、朋斯自诩，在山野间无拘无束地拥抱大自然。每天他很早就起床，写些东西后再用早餐。上午如果没有课，干脆足不出户，躺在床上读些杂书。除了上厕所，他一般是不下床的。有段时间，午后1时左右，天空中总有敌机的马达声响起，因事先知道飞机只是途经这里，目标则是重庆和北碚，故并不惊慌。遇有兴致，他还披衣下床出门观看，一边还数着架次。他发现一个规律，飞机总是二十七架。但飞机过去之后，他却久久站在那里，心里为那即将遭劫的市民担忧起来。
有时艾青在院子外面散步，看着前面的小树林，忽发奇想：“改天，我还想找几个小朋友帮忙搬几块石头做凳子，这样，我们岂不是可以在林子里朗诵诗了吗？”
在文学组读书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从沦陷区来，经受过战争的磨难，大多具有坚强的毅力和好学的精神，有的同学胸怀远大抱负，立志要成为高尔基、鲁迅，其中不乏诗歌爱好者。艾青很乐意与这些小朋友相处，当艾青第一次与同学们见面时，他诚恳地说道：“我将要向你们学习，我要向比我年轻的一代学习，因为，中国假如不向年轻一代学习，那是没有希望的。”6月29日，艾青给《现代文艺》的朋友们的信中写道：“我常常担忧：我的气质和我的习惯，会不会妨害他们对于我的接近？但我必须努力使自己和他们生活得和洽，至少使我成为他们可以坦白相处的朋友。”艾青就是这样虚怀若谷，以一颗坦诚的心来对待这些学生。
1940年9月24日，无论是对育才学校还是对诗人艾青来说，都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
正是这一天，艾青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艾青事后记述，“那是在重庆郊区北碚，在事先约定好的时刻” ，他“穿一身浅灰色的洋布干部服，显得非常整洁”。艾青还在一首诗中写道：“他从高高的石级上／毫不犹豫地走下来／／我迎上去／迎向光明／他伸出毫不迟疑的手／我感到他的手／和他的性格一样／坚决而又开朗……”这天，陶行知陪同周恩来等人，乘船从北温泉来到了草街子，并徒步登上了凤凰山上的育才学校。周恩来一行参观了育才学校后，向欢迎他的师生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还关切地提道：“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这简短的几句话，像春天里的阳光，温暖着诗人的心。
虽然战时的生活比较清苦，但育才学校安静宽松的教书环境，倒也令艾青感到闲适。因为课程不多，业余时间他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写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国民党对陶行知的迫害也逐渐加剧。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刻，陶行知欲将校长大权交艾青执掌，自己则隐退出国。艾青本来就厌倦做官，在这种情势下更不愿意接手了。但念及当初自己身处困境时，陶行知毅然决然地伸出援手，因此他没有当面回绝，而是委婉地表示回去想想再说。
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华战略上稍作调整，减少了对重庆的轰炸。于是，原先避居乡间的文化人便纷纷迁回市区。此时，艾青的作品经常见诸报刊，稿酬收入丰厚，加之《文艺阵地》杂志又聘艾青任编委，并请他参与编辑刊物，因此，在写作与教书难以兼顾的情况下，他婉谢了陶行知的美意，抽身返回重庆，草街子乡间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也就随之结束了。
重庆张家花园六十五号，1940年秋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在地。它在市区的观音岩下面，从观音岩正街要下几百级石梯才能到达。地方很偏僻也很幽静，附近就是有名的张家花园，北面紧邻嘉陵江。它是一幢三层楼房，共有十八间屋子，叶以群住底楼，史东山、宋之的、郑君里住二楼，三楼住的是葛一虹、章泯、郁文哉等，艾青、王亚平住三楼西边的后房。他在这里一方面为抗战刊物《文艺阵地》编辑文稿，一方面仍笔耕不辍，完成了许多诗歌、散文和论文的写作，同时还热心参加各种文艺活动。艾青在这里一直住到1941年2月离开重庆。
频繁的文学活动
在重庆的日子里，只要空袭警报一解除，艾青就会沉浸在创作之中。6月5日这天，上午刚到重庆，中午跑警报，晚上他居然能把《旷野》诗集编辑成册。数月后，这本诗集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6月11日，艾青把他的一腔悲愤化成了诗篇《抬》。6月中旬他迁到北碚后，又写了《炸后》。6月14日，德国法西斯攻占法国首都巴黎，次日，艾青闻讯后写了《哀巴黎》一诗。艾青曾在巴黎生活过三年，对巴黎和法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在此前后，他还写了一首《欧罗巴》的诗，声讨希特勒的残暴罪行。艾青在北碚和草街子的生活与工作，是比较宽松悠闲的，他抓住在战争年代难得的这种机会，勤勉地从事诗歌创作。于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一篇篇诗文佳作相继问世。这时期成了艾青文学创作历程中一个小小的丰收季节。
艾青到重庆后，除了写作、授课、编刊以外，还频繁参与陪都文艺界的各种活动。
1940年6月9日晚7时许，“文协”在“一心花园”召开“民族形式座谈会”，出席人员有叶以群、胡绳、光未然、沙汀、艾青等。艾青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阐明自己对于“民族形式的理解”。
6月21日，老舍、王向辰、姚蓬子邀居留北碚的“文协”会员，在北温泉聚餐并讨论今后如何在北碚开展“文协”工作等事宜。艾青、田汉、贺绿汀等二十余人出席，气氛极为融洽热烈。此后不久，“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又在北温泉专门邀约会员集会，欢迎林语堂先生到北碚，同时欢迎新近来渝的戏剧家田汉和诗人艾青。
“文协”研究部在主任胡风和郑伯奇主持下，也举办过多次活动，诸如“战地文艺活动讨论晚会”、“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晚会”、“鲁迅先生纪念晚会”、“诗歌座谈会”等等。1940年重庆雾季开始后，“诗歌座谈会”改为“诗歌晚会”。到年底，“诗歌晚会”共举办了三次，艾青每次都参加，并且是第二次“诗歌晚会”的主席。
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苏文化协会于1940年11月初，在重庆举办了“全苏农业照片展览会”，人们纷纷前往参观。艾青也认真地观看了整个展览会，并即兴写成《新的伊甸集》组诗九首，刊登在1940年12月15日出版的《中苏文化》上。组诗是应政治表态之需而作，难有出于灵性、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诗篇。艾青曾感叹道：“这是一种苦役！”
从重庆到延安
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也加强了对革命文化人士的监视和威胁，艾青出门时，也常有“尾巴”追随。
2月2日，叶剑英离开重庆回延安，并带去周恩来写给陈云和党中央的信，及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党与非党干部部分人员撤留名单。
这些天来，韦荧发现叶以群频繁地进出“文协”，步履急促神色凝重；周恩来的秘书张颖也不时来“文协”造访。韦荧把她观察到的情况悄悄告诉了艾青，从种种迹象看来，艾青意识到事态一定相当严重。有一天，张颖又来了，碰到艾青她不经意地问道：“艾先生有何打算呀？”而好友叶以群的问话却明白无误：“艾兄，何去何从，想好了吗？”这个问题艾青也一直在思索着。不几日，办事处有车去延安，车队里有一辆小汽车，韦荧便与叶剑英的妻子吴博、周恩来的秘书许明等几个女人同乘这辆小汽车去了延安。
韦荧走后，艾青的心情格外郁闷。自己在街上行走时，常感觉特务就在身后跟随。他知道，这不仅因他是进步文化人士，也跟他曾拒绝应邀出席国民党方面举办的“总理纪念周会”有关。在这期间，艾青曾作诗《潭》，彷徨黯然的心绪暴露无遗：“黑色的潭／无底的潭／在紫色的悬崖下／张开了恐怖。”经过多日的犹豫和思考，最后他还是决定去延安。他始终没有忘记周恩来对他“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的期望。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以最快的速度，办妥了艾青等人去延安的一切事宜。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东北作家罗烽，画家张仃。考虑到国民党对去延安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热血青年，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刁难，得有一个应对之策。事也凑巧，就在寻找对策之际，艾青和曾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共过事的沈求我不期而遇。沈已是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正要派一辆盐务局的汽车去宝鸡。艾青向他道出原委，希望他能鼎力相助。沈求我尚念旧情，不仅让他们搭乘去宝鸡的汽车，还为艾青弄来一张“榆林绥蒙自治指导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证件，他们又将证件上的“一人”改写为“三人”，算是解决了“身份”问题。艾青穿上一套笔挺的“高参”制服，青年作家罗烽一身副官的打扮，相衬之下，艾青倒也真有几分国民党高官的威严了。临行前，周恩来着人送给艾青一千元钱作路费，并嘱咐道：“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万一被扣留了，就打电报给郭沫若。”艾青深深体会到周恩来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艾青一行三人在2月上旬的一天，乘坐国民政府盐务局的汽车先到陕西宝鸡，然后绕道耀县进入陕北。
为了不惊动当局，他们悄悄告别山城。艾青坐在汽车里，望着曾与他朝夕相伴的山水田园、屋宇楼阁，心中默念道：“再见了雾都！再见了重庆！”
（责任编辑/穆安庆）